在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而需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应当看到，有限的生产成果如何在社会成员中以“平等的权利”得到分配，这愈来愈成为我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和党长期执政的难点。在一定程度上，它丝毫不亚于我们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改革开放的难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组织者对劳动者直接的收入分配，大都体现为劳动力的价格，由生产组织者和劳动者通过直接的简单交换完成。而政府对劳动者间接的收入再分配——财政分配，越来越上升为体现“平等的权利”的标杆。正因为如此，在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生活、民众政治选择大都围绕政府预算开展。

在我国，财政改革曾经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点火器”，未来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金钥匙”。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共同的经济理性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理性政治的基础，政治民主在经济理性的引导和约束下，才能走上理性选择的轨道，才能真正体现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当代中国，人民共同经济理性应该也必将主要通过财政民主的过程产生、发育和发展，通过财政民主的过程表达、修正和反馈。在这个意义上讲，自下而上地建立和推行民主财政的体制和机制，由点而面地逐步形成更广泛的财政认同，是当代中国通往理性政治民主的必由之路，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持续性的重要工程。

财政分配越来越上升为体现“平等的权利”的标杆

财政是政府占有、经营社会公共资源，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权力活动。当今世界各国，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使劳动者之间的个体差异空前扩大，劳动成果即使按劳分配，也难以保障每个劳动者最基本的“平等的权利”，需要更普遍、深入的财政调节。公共品在劳动者个人消费中的份额和重要性逐渐增加，对劳动者的个人生活消费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财政分配发挥着更大的公平调节功能。“平等的权利”不单纯是要求政府保障个人对劳动成果索取结果的平等，更多体现为要求个人能够参与财政决策过程以及参与权力的平等。政府自身的开支规模和效率越来越被劳动者所关注，特别是公务人员、国企职工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福利差距带来的“权利落差”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感。

目前我国劳动者个体之间存在工资性收入的巨大差异，但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额的比重，仅为15%~20%，更大的差异还是发生在财政权利上，集中表现在“户籍”“身份”的不平等。比如，由于政府实际支配着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居民、大城市户口和小城市户口居民、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居民，在以户口为依托的不同地方政府管理之下，所得到的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教育机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劳动就业等等公共服务和财政利益的差距十分巨大。“户口”这个西汉发明的财政税收工具，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财政资源支持的不同基本公共服务和财政利益的“特权证”。由此可见，户籍制度在经济意义上是财政制度的具体体现，户籍制度改革必然与深化财政改革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