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品格证据的有限度使用

借鉴英美证据法较为成熟的规定，笔者认为，被害人品格证据在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谨慎地、有限度地被使用。

第一，判断证言真实性。性侵害案件中，控辩双方争议最主要焦点为是否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存在强迫行为。围绕这个争点，被害人的身份、职业及过去的行为可能成为判断其是否自愿发生关系的一种证据。如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下，“性工作者”为了金钱自愿与被告人发生关系是大概率事件，基于这种常识判断，此时其对于是否“强迫”所作证言的证明力大小会因其“身份”品格而存在差异，会因其“品格证据”而削弱证言真实性。但必须注意的是，此类品格证据必须在特定时间、环境、情节条件下，谨慎、有限地被使用。

第二，量刑时考虑的因素。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法律对不同对象权利的保护态度存在差异。这种区分，有的在刑法规范层面明确规定，如强奸未成年人需要重判，更多的是通过法官在自由裁量中，自觉或不自觉受道德、风俗等价值观念影响而适用。“法律的运用，不仅是理解适用法律文本的过程，更不可避免地要作价值判断”。无论从成文法角度看有多么不合理，作为法官在案件裁判中，会因被害人身份不同而适用不同刑罚。如杀害作恶多端的黑社会与杀害年幼的孩子所处刑罚是不同的。性犯罪案件也同样，被害人身份、过去行为等品格证据，无法避免地被社会价值打下烙印，进而影响法官对刑罚的选择。第二个原因，是对同一种犯罪的处罚需要考虑不同情节和危害。被害人品格证据的背后，包含了诸多与犯罪相关的具体情节。例如，谈到被害人为“性工作者”，则案件可能隐含交易价格、准备实施性交易等一系列情节。如果无此类情节，性犯罪与被害人身份脱节，身份因素自然不在考量之内。根据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情节是法官判断犯罪社会危害性、量刑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因此，“品格证据”以及其字面含义背后关联的事实情节，是法律在量刑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综上，笔者认为，以证据法学的视角理性分析，被害人品格证据在性侵害案件中不具有可采性，但在特定情境下，其可能从证言真实性和量刑两个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谨慎地、有限度地被使用。

(王爱平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