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发展面临着资金瓶颈、地区差距、人口老龄化、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等诸多挑战。在这些挑战当中，最严峻的是资金问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财政增支减收压力增大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发展如何突破资金瓶颈？

郑功成：几年前，我曾提出资金问题是个伪命题，因为社保资金是否充足取决于制度设计与筹资机制。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并不断扩大覆盖面，30年内不会出现收不抵支的现象，30年后也不必担忧，因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战略性储备，以及统账结合模式下个人账户的逐渐做实，已经为应对养老金支付高峰做了相应准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国加大了社会保障投入，有人担心这样的投入水平能否持续。但实际上，目前无论是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包括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及福利服务支出、补充保障支出等）占GDP的比重，还是现口径的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我国同国际一般水平相比都明显偏低。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加大社会保障投入也是必然选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还会起到平抑经济波动、扩大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一举多得。所以说，制约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制度建设落后，而不是资金问题。当然，加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力保障十分必要。一方面，应逐步提高公共投入比重，主要包括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有较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险基金随着制度覆盖面的扩大与收入统计的规范而持续增长，通过发行彩票等方式筹集的公益金等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主要是大力发展慈善公益事业和各种补充保险，引导各界积极捐献，提供志愿服务。这方面的潜力巨大。

记者：项目核心成果报告中反复提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中国模式，对此应如何理解？

郑功成：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它必然要受所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世界上并不存在公认的最佳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所谓合理的社会保障模式，其实是与所在国家所处时代和国情特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比如，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秉承了德国一直以来的社会自治传统，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等特色；英国首创的福利国家模式，与国家发达程度、工党的政治宗旨及社会发展要求紧密相关；美国选择的是有别于德国、英国的重视市场作用的混合型制度安排，这与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崇尚个人自由与个人负责有内在关系；等等。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有许多共性，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它们虽然也面临一些挑战并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加以调整，但这些调整都是符合各自国情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可见，理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必然是既要遵循制度发展规律，也要考虑和符合本国国情。

有鉴于此，中国社会保障发展之路，既需要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又不可能是他国模式的翻版，而必须建设符合国情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这一制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从制度整体设计看，要体现国家统一与地区特色相结合；从尊重文化传统的角度看，要与家庭保障、单位保障、亲友邻居互助等有机结合；从运行机制设计看，要与我国的法制系统、监督系统、管理系统与实施系统相协调；从财力保障机制设计看，要与庞大的国有资产与公有土地制度相适应；从责任分担机制设计看，政府承担基本保障的主导责任，责任重心在于财政责任与监督管理，而受保障者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同时落实个人、企业、社会等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

记者：项目核心成果勾勒出了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蓝图。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什么？

郑功成：项目的核心成果包括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战略总报告和有关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助三个分报告，都已体现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书中还提出了未来40年迈向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远景目标和三步走战略。下一阶段，将针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以及各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的制度设计与发展方案进行研究，力争为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支持。

（原载人民日报2009年7月24日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