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而且是一场促进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从促进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具有什么样的历史作用？

耿云志：五四运动是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准备好的条件下发生的，而五四运动又把新文化运动大大地激扬和扩展开来，使它成为中国民族文化振兴和建设现代新文化的一个里程碑。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无数青年学生，不但自己找到了表达抗议的最好方式，而且有能力到社会上乃至到工厂、农村去宣传和组织广大民众。因此，中国近代社会第一次出现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以社会知识精英、广大青年学生为先导，有社会各阶层首先觉醒的人士积极跟进，新文化运动不仅规模扩大了，而且大大提高了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自觉性。这种巨大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文学革命运动成为创造新文化的利器。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从文学革命切入的，而文学革命最重大的成就是白话国语的形成和广泛应用。语言文字是一种精神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的革新会大大解放生产力，在物质生产领域如此，在精神生产领域也是如此。白话国语的盛行，有利于推动新教育的发展，有利于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严格界限，有利于各种人群、各种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所以，白话国语是一种最方便的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这是五四运动前后一个时期文化繁荣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是新教育的迅速发展。由于白话国语的推行，再加上新的教育观念的引进，尤其是1922年中国的新教育家们为中国制定出一个比较合乎近代标准又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学制系统，使中国教育事业真正走上比较健全的发展轨道。从这些受过新教育的学生中，产生出大批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教育等各领域的新式领袖和骨干人才，他们成为后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是在中西文化沟通中产生了民族文化复兴的自觉意识和必要的精神条件。经历清末民初几十年改革与革命运动的震荡，中国人一向尊君崇儒的文化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对怎样创造现代的民族新文化，仍然充满疑惑。到了五四时期，中国人一方面不再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另一方面也逐渐减轻了清末以来形成的过分的民族自卑心理，由此造成了开放的、世界化的文化意识，使中国与世界文化良性互动局面的产生成为可能。再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个人独立、个性解放的观念开始被承认，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曾有过的。人们逐渐对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了全新理解，从此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得到了解放。这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于民族文化的振兴，是极其重要的精神条件。

四是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进一步扩展。清末，中国开始形成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到五四时期，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得到蓬勃发展。这首先是由于新教育的发展，其次是由于社会团体组织空前扩展。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团体，较之清末民初成倍地增加，而且大多数都提出了诸如变革人心、改造社会之类的远大目标。这些目标看似笼统，实际上反映出组织者们有了新的觉悟。许多社会团体为宣传自己的主张，都办有小报或期刊，传播媒体因此大大发展起来。至于其他公共文化设施，如公共图书馆、阅书报社、剧场戏院等等，都比以前有巨大发展。所有这些，对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对于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催生新的思想萌芽，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记者：一些人在研究新文化运动时认为其存在某些激进主义倾向。对此应如何认识？

耿云志：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并不始于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如在维新运动期间，便有易鼐、樊锥等人主张一切尽从西法，以及谭嗣同的“冲决一切网罗”之说。辛亥革命时期，亦有国粹派批评的所谓“醉心欧化”等思想倾向。

造成激进主义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的推动。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时时面临被列强侵凌乃至瓜分的危险，有志救国者和一般忧时之士，多有心急如焚的感觉，以救国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而且有愈来愈激进的倾向。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认为比较激进的人物，大多与政治运动特别是革命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激进主义是对长久以来的专制主义的直接批判和反对。政治上激烈的反专制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在文化运动中反映出来。新文化运动中，虽然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吴稚晖等时有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言辞发表出来，但从总体上说，他们的基本主张大多还是比较理性的。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文化先觉者们起而倡导新思想、新观念时，常常会遇到巨大阻力。因此，他们通常比较注意反对和防范来自保守主义方面的抵制，却忽略了另一种社会现象，即尽管提倡者出于理性，但社会受众中却有一部分人因为自身的特殊际遇，往往把本来理性、平和的主张推向极端。这种事例是很多的。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以后，胡适、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已经注意到某些激进主义的倾向带有相当的危险性，曾发表许多文章和讲演批评激进主义。同时还应看到，任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负面的现象，我们不能指望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只给我们收获好东西，而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开辟和奠定了近代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向，不能因为其曾经伴生了某些负面现象而加以否定。

(人民日报2009年4月7日第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