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文化很可能对人类社会作出划时代的贡献

中国正处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传统的复兴来支撑。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文化的复兴要求我们不仅面对自己社会的问题，更要面对世界性问题。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密切关注我们自己文化的实际发展，更要关注西方文化的早期趋势。在此作者提出一种可供讨论的可能的趋势，也就是：国学和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结合(前者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学习，后者是西方刚刚萌芽的)能不能为中国以及世界的健康、理性发展提供帮助?

“人与自然是密切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及“天人合一”

小约翰·柯布说：“今天我们承认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态共同体中。”这说法虽然直接来源于怀德海，但它无疑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它和在西方长期流行的“天人二分”理论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告诫人们既要“知天”，又要“畏天”。“知天”是要求人们认识自然界，以便使人们可以自觉地利用自然界为人类社会谋福祉;“畏天”是要求人们对自然界有所敬畏，尽到保护自然的责任。中国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朱熹认为，“天不离人，人不离天”。他告诉我们的是，天生人之后，人与天便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关系要求人类彰显上天的法则，为之负责。

众所周知，人权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人不应该被剥夺自由，只有“自由思考”、“自由演讲”、“自由信仰”、“自由运动”等才能实现社会进步。然而，如何保护人权的问题经常受到外界力量的干扰，甚至剥夺。中外都是这样。许多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把人权的概念无限扩大，以至人类可以肆意地破坏自然。所以汪德迈认为“人”对自然界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应该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取得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上帝创造了完整的世界，人类不能再为之做什么了。然而汪德迈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后，剩下的就是人类的问题了，人类要自己面对。正如法国文学家安德烈·纪德所说：“谋事在天，成事在人。”儒家思想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另一个传统的观念相连，即“天下观”。该观点认为人类最崇高的理想是“天下大同”(或者协和万邦)。正如《大学》中所写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任何民族和国家要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的利益，而最终要考虑“天下太平”(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认为这应是“人权”中的内在含义。换句话说，西方的“人权”思想应该可以在其他民族思想文化传统(如中国)中找到能补充和丰富其自身的有价值的因素，进而使人类社会走向更加合理之路。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第二次启蒙”与儒家的“仁学”

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如果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解放个体”，那么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口号就应该是“关心他人”和“尊重差异”。前者被描述为“仁”(善)，儒家学派的核心价值观念。“仁爱”的起点和基础是“爱自己的家人”(亲亲)，但是孔子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仅爱自己的家人更应该去爱别人。同样，正如儒家另一位重要的继承者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思想也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关爱他人”相一致。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学者认为，他们的哲学就是在“保留现代性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基础上(主要是一些西方思想家在理性的基础上倡导的诸如自由、民主、人权等重要的概念)，努力“建构一个后现代世界，在此世界中所有生命共同体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心”。这可以被看成是“关心他人”更为深刻的表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常常经历一个积累、继承和创造的过程。后现代主义社会必须保留现代性的一些积极因素，如“自由”、“民主”、“人权”等，这样之后“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体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的意义才得以充分显现。“尊重差异”可被看作是儒家思想所主张的“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另一种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