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两种思潮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圈出现了两种意识形态趋势，颠覆了传统的“一元论”。一种趋势是“后现代主义”，一种发源于西方的思想，旨在解构“现代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已经进入到中国，但那时并没产生多大影响，然而到了90年代，中国的学者突然对它表现出极大兴趣。另一种趋势是“国学热”，一种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狂热追求。事实上，在20世纪80 年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已经大肆宣扬要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直到90年代这才成为一种迫切的潮流，这时候国学在北京大学悄然兴起。这两种趋势的兴起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20世纪60年代，为了拯救人类社会，取缔现代性的消极影响，“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在西方率先兴起。在其早期，后现代主义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是被用来解决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解构现代性、颠覆一元论、促进多元化，粉碎权威、彻底消灭现代性的“权威性”和“主宰性”。但是，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既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没有为新时代勾绘出任何蓝图。

在21世纪的转折点，基于过程哲学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主张将第一次启蒙运动的积极因素与后现代主义整合在一起，因此呼吁“第二次启蒙运动”。

根据怀德海的过程哲学，“人”不应该被看作是万物的中心。相反，人和自然应该被看成密切相关的群体。过程哲学的主要奠基者小约翰·柯布认为，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对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持有批判的态度。我们已经将生态主义融入了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这个时代中，人与人会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也是。这个时代会保留现代性的积极因素，超越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和大男子主义，这个时代旨在为了共同利益建构一个后现代社会。

按照过程哲学的观点，如果第一次启蒙运动振臂高呼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运动的口号就应该是“关心他者”和“尊重差异”。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使用个人“自由”的方式损害了群体的利益，那么他们势必会削弱自己的“自由”。因此，有必要引进责任和义务的概念以及解释自由和义务的内在联系来消除“自由”这一抽象概念，从而追求深层的、有责任的“自由”。在西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只是一股细流，影响很小，但是在中国，却吸引了一批学者的注意力，这些学者热切盼望民族复兴。

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中国学者有机会反思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主要因为传统中国文化(国学)经过了一个多世纪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逐渐认识到应该提倡我们文化中的哪些成分、摒弃哪些成分、吸收哪些成分。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吸收和消化“西学”，这无疑为“国学”从其传统意义过渡到现代概念奠定了基础。新的或者现代的“国学”对于中国的复兴来说绝对是强大的精神动力，对于人类社会的“和平和发展”也是如此。它将帮助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而且避开西方社会不断经历的困境。

换句话说，新的国学应该坚持“返本开新”的原则。只有“返本”(回到源头)我们才能“开新”(开启新的领域)。“返本”要求我们深刻理解国学的精髓，坚守我们自己文化中中流砥柱的性质。而“开新”要求我们对中国及人类社会面临的新问题有系统的理解，这些问题急需解决。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深入探索国学的本质我们才能在适宜的时机开辟新的领域。只有直面人类社会的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和更新国学的精髓。因此21世纪，国学的火焰将会再一次被“返本开新”的原则点燃，为人类社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