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引擎2 实体经济 哪些产业能成为新引擎？

制造业、公共消费品、服务业，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

“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毫无疑问必须来自实体经济，而不是金融的运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但矛盾的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所有困境中，实体经济是最大的困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实体经济最为明显的苦难就是三大产能过剩。一是重化工和装备制造产能过剩，二是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外贸产能过剩，三是过去几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光伏、风能的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是过去10年的投资泡沫形成的，未来也“只有用时间来调整，且是相当长的时间。”

未来如何保持发展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推动实体经济的繁荣？哪些产业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呢？

转型后的实体经济动力无限

“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要为实体经济的企业减负，要想叫马儿跑得好，必须叫马儿轻装上阵。第二个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要让马儿有动力，什么是最好的动力呢？竞争。第三个就是从供给层面来讲，要想叫马儿跑得好，现在马还比较弱小，就要帮一把。”张燕生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要帮实体经济一把，就要解决实体经济最大的困难“五缺”——缺技术、缺人才、缺订单、缺资金、缺规范。

张燕生认为，“现在，我们把企业转型中的技术问题都交给了市场，让市场来做技术应用、转让、咨询、服务，但如果市场不提供给企业技术或做不到呢？这就需要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研发机构来为企业解决技术问题，这在当前是空缺的”。

人才问题也是如此。张燕生表示：“30年前，中国不缺人，社会使用的大多是低成本、没有经过基本培训的农民工。如今，社会需要初级技工、中级技工和高级技工，如何建立职业教育的技术培训体系？谁来出钱办？”

当前，大量社会资金融入股市、房地产等虚拟经济，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却面临资金紧张，无处贷款。张燕生认为，必须让资金进入到实体经济。“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调整来完成实体经济的转型，那么，中国经济新30年的黄金时期将到来”。

公共消费品、服务业最有希望？

张燕生表示，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有2亿，他们将带动养老、医疗、保健产业发展，而城镇化尤其是城市群的发展将给中国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创新、创意、设计等一些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农业，这些都将是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

李稻葵认为，从短期来看，当前最应该马上投资的是公共消费型产品，也就是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的一些公共消费，空气、水、交通、对自然灾害的应对等等。“比如说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未来能不能做到6级地震零伤亡，7级地震几乎无伤亡，财产损失降低到占当地GDP 0.5%的水平，这些可以通过投资来完成，是对民生的一大改善。”

“再比如空气质量，空气是最大的公共消费品，也是老百姓关心的重大问题。怎样提高空气质量？也可以通过投资来完成。比如加快折旧，以高排放标准汽车来替代低排放标准汽车；提高油品质量等等。这些都需要投资。”

而在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前院长蔡旭看来，服务业的改革升级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寻找新引擎的切入点。“中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真的太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办法释放。”

2000年，中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服务业占GDP比例达到40%；现在，中国人均GDP提升到5000美元，服务业占比仍只有44%左右。“经济增速如此快，人均GDP增长如此高，但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却依然很低，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是很罕见的。美国在1970年人均GDP约5000美元的时候，服务业占GDP比例就已经达到60%多，现在70%以上的GDP贡献是来自于服务业。”

蔡旭认为，中国强劲的增长想要持续，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劲的服务业。最有效的提升服务业效率的方法，就是引入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必须在无障碍的环境下进行，也就是要求对服务业进一步放松监管，提供更加宽松透明的市场环境。“我们非常希望中国加入诸边服务贸易协定谈判，希望中国在参与过程中实现双赢，进一步促进中国服务行业的发展，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与上述专家学者不同的是，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夏把关注点放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战略上，基于此，他认为，新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生经济是基于全球高科技创新形成的新生事物经济和新概念经济。

郭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已经为建立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奠定了雄厚基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就是通过加大对航天事业的支持力度，保持中国在航天高科技领域的创新优势。新生经济是以航天高科技成果转化为主导的宇宙经济。只有加大航天开发的各项投入，才能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持续发展。中国不仅要在地球卫星和空间站建设领域稳步发展，在月球探测和火星探测领域也要尽显世界大国本色。通过加速航天事业不断发展，促使我国高科技自主研发成果居于世界领先行列。”

此外，郭夏还认为，要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泛新兴产业。新兴农业、生态产业、勘探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健康产业、安全产业、公关产业、传媒产业、创意产业以及各种新概念产业都属于泛新兴产业的范畴。

产业新引擎不是政府指定的

尽管认为有潜力成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不少，但李稻葵强调：“这些投资表面上看必须政府做，其实不然，如果进行适当改革，完全可以引导民营资本进来，政府给一点保障、给一点创新、给一点政策、给一点制度改革，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人们认为是以绿色经济为基础的清洁能源，但是页岩气革命以后，美国能源结构发生变化，美国对清洁能源的立场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两年人们又在讨论3D打印技术。在多种选择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在未来支柱产业的方向选择上出现错误，可能就会是灾难性的。”

李向阳说，由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制定的模式需要改革，“这种模式对于追赶一个明确目标非常有效，而对于不确定未来，靠政府官员坐在办公室制定产业政策，风险就会非常大。”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也认为，不能靠政府点名发展哪种产业，而是要让千千万万老百姓发挥自己的作用，寻找并创造新引擎。“过去大家一窝蜂搞了不少新兴产业，结果这些产业最后都变成了‘卖白菜’的。地方上掀起一轮发展新兴产业的大潮，很多省市或区县都开始不顾一切、一拥而上。结果导致近期我国光伏、LED、风电装备、碳纤维等行业纷纷传出产能过剩的声音，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持续性的全行业亏损现象，企业倒闭，行业发展陷入困境。”

“经济的发展不是靠哪一个行业或哪一个产业，它一定是一个综合、均衡的发展过程。重要的不是你去告诉别人，哪一个产业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让大家开动脑筋去创造出新的市场、新的技术和扩展方式。”樊纲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则明确表示，不主张选择某个行业作为引擎：“之前的十大新兴产业曾经被列为上一届政府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最后也只是做了过渡，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如果要扶持某些行业，可以用产业政策倾斜的方法。产业发展要更加关注质量和效益。最重要的是实现改革，若要再选定一些行业，会陷入传统计划思维。”

新引擎3

城镇化

新引擎4

扩大内需

民富方能国强：

以城镇化为导向，以内需拉动为旨归

改革也好，寻找新的产业引擎也好，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看来，都是为了刺激消费。

“中国经济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拉动，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非常重要。”金盈沣股权投资基金（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牛嘉林认为，让中国民富，让内需开启，这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曾经做过一个计算：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实际上是不断上升的，每年上升0.7%。再过七八年，或者10年，居民消费将变成中国经济第一大引擎，这个过程需要长期的培养与呵护。

李稻葵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寻找新引擎，从长期来看，还是靠消费升级，从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升级到非物质性消费，从一般的私人产品的消费升级到更高档公共产品的消费，包括清洁的能源、水等，这些都是消费升级的潜力所在。”

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指出，中国的消费总的来说是处在非常疲软的状态，不如欧美，甚至不如巴西、俄罗斯这些新兴经济体。目前，中国最应该关注的是消费，之后才是投资、出口或进口，中国应该进一步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去进行转型，进行经济结构内部的调整。“正如波兰的‘黄金秩序’，将投资、GDP、消费、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进行了健康的平衡。”

刺激消费，要藏富于民，当下最绕不开的议题就是城镇化。

以城镇化为导向，

以内需拉动为旨归

今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房地产金融中心主任汪利娜指出，城镇化应是经济发展之果，转换经济结构的体制改革和配套现代产业的形成，有助于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释放巨量需求的关键仍在于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改革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解决，则是目前中国打造城镇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主要挑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之一，现在看来，它有非常大的潜能，但是它的潜能不在于规模，不在于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这方面只有在规模上的变化，真正解决城镇化发展问题要看它的支点。支点主要有配置合理的产业，配套优化的服务业，特别是社区服务。更重要的是经济总量，产业、服务的发展。要使得城镇化真的带动经济的发展，不唯GDP论就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对外开放外资、现代服务业的结合。”

因此，前述的改革和产业发展的成果，都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并最终拉动内需。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是以城镇化为导向的。其意义在于，培育扩大中产阶层队伍，缩小中国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进而提高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把中国经济从过去投资驱动型的模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型。“这是基本的方向，而要完成这个转变，改革是最重要的，因为这里不仅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而且涉及到初次分配问题。”

有观点认为，城镇化的深入将是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这也就不难解释，当被问及“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是什么”的问题时，为什么多数专家学者都会提及城镇化。

（对于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请关注本期封面故事第三部分《中国城镇化的两大难题》。）

独立增长更可持续更稳定

通过改革发展，老百姓越来越有钱，但怎么花也是个问题。科勒德克指出了中欧消费观的不同：“欧洲大部分国家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尽可能节俭开支，居民也往往是负债累累，过度消费和超支情况普遍。而中国大部分人都爱攒钱。”

老百姓的钱怎么流动起来？牛嘉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美国人是200%甚至300%的消费，中国人连借钱的胆量都没有，这个差距太大了。所以，必须要转变民众的理财观念，培养民众的财商。中国如果能把老百姓手中的余钱利用起来，就有很多的财富，能做很多的事情。”

另一方面，企业的财商要改变。牛嘉林认为，企业要做一些事情，要有钱才行。“有钱”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就是现金，但是在金融领域里面你可以不用钱照样消费，比如拿信用卡。再比如，你买车可以一分钱不花，每个月去银行按揭。还有，你可以花很少的钱买房子，这些都需要信用。因此，金融体制改革，信用系统建立，将最终拉动消费。“一旦你可以用两块钱去买十块钱的东西，这个消费就可以被拉动起来。”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丝·尼古拉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国人要少存钱，少在国外存钱，多在国内消费，而且不是花销在进口商品上。如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市场可以更加独立，并且也不会轻易受到外部冲击。中国能更加独立地增长，这种增长便会更加可持续、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