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大学得到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直接关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任弼时、刘伯承、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瞿秋白、徐特立、谢觉哉等都曾来校做过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讲演或专题报告，朱德主持过战术讲演比赛。毛泽东讲课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很受学员欢迎。比如，在井冈山军官教导队讲“什么是革命”时，他就用“舂米”作例子。他说：舂米的一个办法，是每人手中一根木杵，把稻谷捣成米；另一个办法是用水车，水车安上木杵，水一冲，水车不停地转，木杵就不停地舂米，这个办法是“革”了前一个办法的“命”，又快又好，算是进步了；现在又有新办法，就是用机器碾米，机器开动起来，稻谷很快变成了米，这又是一次“革命”，又进了一步。他这样一讲，大家茅塞顿开，有人就说，“革命”就是“革”掉旧的、落后的，建立新的、进步的。白匪、军阀、封建制度都是落后的，必须革他们的命。“革命”，一个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毛泽东就这样通俗明白地讲清楚了。

红军大学与红军部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学校负责干部与教学人员经常与部队轮换、交流。学校经常派人参加前线的战斗，及时收集前线作战的新鲜经验，充实教学内容。有时前线军队干部有伤亡，学校就派学员去暂时代职，直到战斗结束，新干部来接替为止。学校还经常组织师生到校外参加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部署的各项社会活动，如扩大红军、选举运动、查田运动、春耕、秋收、慰劳红军等。在各项社会活动和群众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有关领导部门、人民群众和《红色中华》《红星报》等报刊的表扬。

当时中央苏区处在敌人四面包围险恶动荡的环境中，由于敌人的封锁，红大的生活十分艰苦，缺乏盐、布和药。但学校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是紧张而愉悦的。红大自力更生，自己搞生产。学校开设了军人合作社、军人书店，办畜牧场、碾坊、园圃，从事农副业生产。学校办有《红校生活》《红色战场》等刊物，活跃大家的思想。学校生活绚丽多彩，很有生气。

红军大学在中央苏区办了三期，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干部和革命战争的领导骨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军大学、彭杨步校、公略步校、特科学校合并组成干部团。1935年9月，改称干部营。1935年11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的红军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2月改名西北红军大学。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1936年6月1日，经中央决定，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