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思想文化的飞跃必有其思想文化发展的逻辑，理清思想文化发展进程及其为当时知识界提出的任务和主题是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随着文艺复兴的深入发展，人性从上帝重新回归到人本身，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性”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意志和人格等自然本性。至于人之为人的理性本质的回归和提高，则是17、18世纪知识界的根本任务。在理性的启蒙阶段，知识界需要系统回答和深度诠释一些现已成为常识的根本性问题：根据人的理性，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真实状态和支配法则是什么？进一步追问，如果没有上帝的神启，人类能否并如何通过理性去把握和理解现实世界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抽象世界并获得可靠的知识？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也可以大致转化为三个思想主题：第一，宇宙和物质世界的本质和支配法则是什么？第二，作为人类社会核心组织的国家和政府的起源、范围和目的是什么？第三，人类知识的起源、范围和限度是什么？当时的英国知识界就是围绕这三个重大思想主题而进行知识体系创新的。牛顿和洛克生逢其时，用三部经典著作从三个不同领域共同诠释了理性的本质，成为英国近代知识体系创新的集大成者。

围绕三个思想主题的知识体系创新和建构，并非一两位思想家所能独力完成。牛顿和洛克只是他们的时代之子，他们的成就离不开同代人的共同努力。近代化学的奠基人波义耳、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胡克是同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对牛顿和洛克的思想和方法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波义耳在17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是英国科学界和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他对获取知识的途径及其可靠性的关注直接影响到洛克的研究兴趣，他关于物质的微粒说和运动的机械论对牛顿有所启迪。胡克是牛顿的竞争者，他提出的万有引力概念与新的行星运动分析方法对牛顿构建天体力学大有裨益。牛顿与洛克早年并无交情，但晚年在思想上的交流颇多。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和学术积累，英国知识界甚至还于1660年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的首个哲学和科学共同体——英国皇家学会。进一步追溯，围绕重大思想主题的知识体系建构，亦非一代思想家所能独力完成。前辈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的实验哲学和归纳法、笛卡尔的唯理论哲学和数学方法、霍布斯的机械论哲学和国家起源学说，是牛顿和洛克时代思想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任何思想文化的重大飞跃都是以知识群体的持续努力为基础的，正如牛顿所言：“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

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是思想进步和知识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英国内战到光荣革命的近半个世纪里，围绕三个思想主题特别是关于政府权力来源的主题，英国思想战线上曾展开过复杂而激烈的争鸣和论战，无疑推动了新思想和新知识的生成与发展。俱乐部、学会、报社等志愿社团或公共领域是当时英国思想论战和学术争鸣的重要阵地。英国是近代志愿社团和公共领域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出现于16世纪末，内战期间开始活跃，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仍有较大发展。人们在这里探讨哲学问题、交流时政观点。英国皇家学会就是典型，创立之初得到王室的特许支持，但在选题、资金和管理等方面并不受政府的干预。英国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在宗教保守势力仍然强大的17世纪欧洲来之不易。英国知识界对宗教和信仰采取了一种兼容和调和的立场，在客观上有助于初生阶段的理性和科学免遭扼杀。

执着、自律的学术品格是思想进步和知识发展的精神动力。一般认为，清教伦理在英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过大的作用，思想文化的近代化亦不例外。清教伦理认为，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就是在理解上帝的智慧和伟大。这种认知为探寻科学真理提供了精神激励。清教伦理还认为，上帝的选民应该自我约束、艰苦奋斗，并把这些看作自己的天职。这种认知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严谨、顽强、独立等难得的职业素养。因此，清教徒在英国知识界不但比重大而且素养高。牛顿、洛克、波义耳、胡克都具有浓厚的清教徒背景。在论及牛顿与宗教的关系时，传记作者写道：“牛顿一直担负着上帝的使命，寻求上帝的秘密，解读上帝的设计。”爱因斯坦说过：“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却来自宗教的领域。”引用这段话，不是用来支持宗教，而是想说作为思想和知识生产者的知识分子，需要有终极关怀，需要有追寻真理和探求真知的献身精神。

（邓云清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