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收入水平与廉洁指数的微妙关系

“高薪养廉”一词把“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其“廉洁水平”变成了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尤其是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具体做法被认为是成功范例，甚至有学者要求全面借鉴这项制度，用于我国的廉政建设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然而，对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对于不同认识和文化，公务员工资和政府廉洁水平的相关性有不同的独立而客观的分析，尤其是对于具有千年文官传统、仅有百年市场经济的新中国。

收入水平与清廉指数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

从这些年来世界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2012年全球腐败指数报告看，清廉指数与公务员工资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简单的正比和反比关系。如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前十名的新西兰、丹麦和芬兰(第1名)、瑞典(第4名)，新加坡(第5名)，及挪威(第7名)，他们的公务员工资基本上等于和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如新加坡在85%-88%，瑞典为96%，挪威为99%。而号称实施高薪养廉的国家和地区，其清廉指数却在排名榜上呈现下滑趋势。

“高薪养廉”的“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时因地因国而异，不同的人群对这个数字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学者们研究中，把公务员工资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作为一个比较标准数值，也就是说，所谓的高，也就体现在公务员平均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上。如果把这个比例高于1：1作为一个界限，可以发现，香港、新加坡等所谓“高薪养廉”的国家和地区其实并不是“高薪公务员”，相反，俄罗斯却成为一个公务员 “高薪”的国家，他们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2.3倍。然而，“透明国际”组织调查的结果却认为，这种结果是政府腐败，是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结果。这个因素也就成为“腐败指数”的构成因子之一。

也有学者认为，高薪能够让公务员衣食无忧，工作体面，收入高丰，从而使他们不必为“谋生”而去“贪污受贿”。显然，这是物资紧缺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对贪污腐败的一种直接理解，而在已经解决好绝大多数人温饱问题的市场经济时代，就不能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高薪及廉洁的问题了，我们应该把公务员和企业、事业以及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摆在同一个平台上探索“工资和薪酬”的合理性问题，要参考市场竞争的规律和社会资源的总体平均配置水平。为此，一个廉政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其公务员工资水平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平均工资是基本保持平衡的。

公务员收入成为敏感的争议话题

我国公务员工资水平和GDP都在逐步提高，但在这个提高过程中，不同群体的感受完全不同，公务员工资的合理性问题成为敏感的争议对象。这是中国国情、传统以及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特殊产物。

目前公务员工资，有些人认为是“高薪”，有些人却认为不是“高薪”，而且两种声音都很大。具体而言，公务员群体对自己“工资”情况的感受是：工资并不高，单凭正式收入仅能糊口。但是干部选拔的门槛很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对官员的要求很高，官员承受的压力奇大，甚至有人感言，“当官也高危”。为此，针对不成比例的合法收入和心理付出，很多公务员难免心理失衡。与此相反，社会百姓的感受却是：领导干部是公权力的行使者，他们掌握着太多的公共资源。他们不仅待遇优厚，工作体面，在执行权力的过程中肯定会得到很多灰色收入。因此，一提到官员，他们就会联想到权钱交易，就会想到腐败，就会感受到不公。针对这种矛盾和争议问题，笔者认为需要澄清对高薪养廉以及“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其“廉洁水平”之间的关系的错误认识，客观把握公务员工资待遇和公务廉政保障机制建设这两个问题，坚持多种综合政策，实现公务员工资待遇合理保障和公务廉政保障机制建设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