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风险留足政策“后手”

在接受采访时，左小蕾提到了一条经济学基本理论——“充分就业，长期均衡增长水平”，意思是，在现有的增长水平下，如果除了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以外，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那么就可以将此时的增长水平界定为长期均衡增长水平。

“按照这一理论来判断，对当前的中国而言，7%---8%左右的经济增速是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性的。”但是，她同时提醒，这并不说明当前增速的投入产出比和增长结构是完全合理的，也不说明阶段性的稳定增长速度就是未来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下行风险。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经济真的继续下滑，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在专家们看来，答案是肯定的，目前至少有以下三种储备政策操作。

首先，加大利于眼前又利于长远、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型投资。

这两年多来，由于在宏观上采取收缩政策，特别是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层层加码，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明显回落。在2008年之前，投资的年增长总是会超过25%，而现在已经下降到不足20%，而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速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回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回落就更快了。

在正常年份，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保持25%的增长率，而2010---2012年的增长率则下降到了不足10%，今年一季度更是只有7.8%。这无疑是导致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因为在中国的GDP中，工业增加值占了几乎一半。如果允许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再次回到25%或更高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势头就可以迅速得到制止和扭转。

“从短期来看，当前最应该马上投资的是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公共消费型产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特别向本刊记者强调，这种投资属于补足发展欠账、提高经济结构合理性。事实上，在专家们眼中，中国在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市政、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环保技术和设备制造等领域依然具有足够的投资空间。

其次，真正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有专家谈到，虽然国家已两次出台过“非公36条”，但现实中的落实情况并不让人满意。因此只要真正放宽对民营资本进入到能源、金融、通信、军工等传统垄断行业的限制，积极引导巨大的民间资金参与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增强整体经济的运行动力和活力。

其三，着力释放消费需求。为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范剑平认为，可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根本上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明确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其消费潜力;大力培育信息消费、环保消费和社区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