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普遍认为，徽州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社会的浓缩，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明清文化的代表。

一、多元因素共同发力与相互作用，推动徽州文化产生

徽州行政区域始于秦代。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在这个地区只设黟、歙二县，并未设郡，说明这个地方在当时是山越人生存的偏远山区，尽管境域广阔、山峦起伏、江河如练，但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黟、歙二县地域很大，具有州郡规模，实际上为后来设徽州府预留了空间。

徽州古代土著先民属三苗族和古越族。早在秦代，朝廷驱赶越人进山。汉末三国时期，本地居民被称为“山越”，当时孙吴征服了山越。秦汉之后，中原战乱频仍，北人陆续南迁。中原人口南迁有三次高峰，即西晋永嘉之乱、唐末黄巢起义和北宋靖康之乱的北方人口南迁。到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徽州府属六县共有217489丁，约80万人口。当时黟县西递村有“三千锅灶三千丁”之说。中原人口南迁，带来了中原财富、中原人才、中原文化、中原社会关系、中原道德民风，对改变本地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角度讲，古代徽州是中原“飞地”，徽州文化是中原文化。再说得确切一点，徽州文化是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楚文化在徽州交汇、融合的文化。如果说得全面一点，徽州文化是中国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徽州交汇、融合的文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徽州文化虽然是地域文化，但高于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徽州则是中国北方和南方传统文化汇合节点。南宋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靠近了徽州，使得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开始加速发展。自唐代以来，徽州进士共有2297名，其中以宋代为最，于此可见一斑。

朱元璋决战陈友谅时以徽州为大本营，由于朱元璋祖籍徽州，又求贤若渴，登门拜访徽州名士，以朱升为代表的徽州各界人士坚定地支持朱元璋，出奇谋、划良策、冒流矢，招揽刘基、宋濂等“浙东四贤”，为推进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初在南京建都后，将徽州划为直隶州，直接受朝廷管辖。自此，从政治、经济、文化来说，徽州从秦代远离中心，到南宋靠近中心，再到明初成为朝廷直系，中心地位越来越高了。徽州发韧于秦，兴起于宋，鼎盛于明清，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程颢、程颐与朱熹的学说，形成了“程朱理学”。二程治学于前，朱熹集大成于后，最得孔孟真传。南宋以后，朱熹理学被确定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理论支柱。朝廷举行科考，朱熹的学术著作是必考科目。朱熹穷其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与治学，提倡“读书穷理”。由于朱熹祖籍徽州，其徽州学子又多，加上徽商鼎力支持，捐资办书院、兴义学，徽州儒学教育遂成为全国模范，“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歙县瞻淇村有条老虎巷，不是说那里真有老虎，而是村学的诵读之声胜于虎啸。徽州教育之兴盛，不只有赖于朱熹理学和徽商。早在元代，由于徽州人属于南人，社会政治地位很低，于是徽州有识之士就在家乡兴学校、建祠堂、修家谱，管理家族，培养人才，为后来徽州之兴盛打下了重要基础。

明清徽商在全国独领风骚300余年。徽商实际上是儒商，他们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做生意，“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这是做大买卖的人文基础、成大气候的先决条件。徽商崛起之所以出现在明初，是因为朝廷实行并调整了盐业开中制。明政府为了巩固北部边防，让商人把军需运到边境，换取盐业经营权，经营盐业可以获取垄断高额利润。由于山西、陕西一带商人占据地利，成为最大受益者。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朝廷调整开中制，允许商人在两淮、两浙产盐地区直接经营，于是徽州商人捷足先登，迅速称雄中国商界。清代两淮盐业八总商，歙县商人占了一半。时代变迁、徽州文化、朝廷政策与艰辛创业，造就了徽州商人。徽商在鼎盛时期，活动范围东抵淮海，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在中心区长江流域则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的足迹还远涉日本、泰国，乃至欧州。

北方人口几度南迁，使徽州成为南北文化交流中心；而徽商在全国乃至海外范围经营，又把徽州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和海外，继而又把全国各地文化和海外文化之精华带回徽州，徽州文化的空间更大，层次更高，密度更强，内容更丰富，境界更升华，代表性也更广泛。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徽州文化正是如此。自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共同发力与相互作用，推动了徽州文化产生。彼此关联、血脉相通、自成一体，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