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不完全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包含着经济规律带来的潜在增长速度的必然变化。”针对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迈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从以前10%左右的潜在增长区间走向7%---8%的潜在增长区间。

“实际上，去年经济增长从一季度的8.1%到四季度的7.9%，就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在他看来，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噪音。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或许还来自于决策层改革立意上的刻意为之。事实上，海内外市场已经形成共识，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央并没有祭出“经济刺激”的大旗。甚至当银行业出现了罕见的“钱荒”之后，依然表现出了冷静和审慎。

“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快的，但是我们把增长目标调低了，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压低增长率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答案早在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加州庄园会面时就已经露出水面。“这说明，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速下降的程度并没有超过决策层的心理底线;另一方面，如果真有必要，中央依然有足够的方法来遏制经济下滑。”采访中，有专家表示，当前决策层意见统一、政策准备充分，信心坚定，“将会在下半年的工作中集中得以体现。”

冷静看待内外风险因素

在外界看来，中国愿意承受增速放缓的压力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说明既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某些矛盾和挑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这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莫过于金融机构资金“错配”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加大以及产能过剩。

受访专家们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经济领域之所以出现“金融热、实体冷”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资金或投向了房地产领域，或通过理财产品等形式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并未真正用于实体投资。

“这就相当于金融体系内形成了一个高水位的‘堰塞湖’，如果不采取合适的方式把流动性疏导到实体经济中去，任由钱赚钱的金融活动在金融体系内自我膨胀，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垮塌。”采访中，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表示，不久前爆发的“钱荒”就是一个警示。

产能过剩则是另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我国的产能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当前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战略性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

值得重视的是，这二者之间并非孤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产能过剩，实体经济效益下滑，才导致金融业将资金投向其他领域。然而，当实体经济由于不赚钱而被资金“抛弃”后，其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因之路更加举步维艰。这也反映出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一大挑战——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外部风险因素同样值得警惕。比如，与2008年后的走势相反，今年上半年，发达国家经济适度恢复增长，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整体持续走低，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只顾一己私利、以邻为壑、转嫁风险所采取的种种手段。尤其是中国经济，一度成为外部投机资金围追堵截的重点对象。

一方面，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放任本币竞相贬值，持续造成人民币快速升值态势，打击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并因输入性通胀导致物价水平波动，严重影响本已遭受成本上升压力的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加快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谈判，打造“经济北约”，进一步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意图遏制中国竞争力的同时继续强化美元独霸的全球经贸格局。

“中国如何把握和安排好政策调控和国内改革的轻重缓急，显得尤其重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告诉本刊记者，随着世界经济步入全面深度调整的新阶段，每个大国都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压力与风险，如何转危为机?关键在于谁敢抛却旧的生产关系率先调整、谁能痛下决心勇于自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