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风险留足政策“后手”

在接受采访时，左小蕾提到了一条经济学基本理论——“充分就业，长期均衡增长水平”，意思是，在现有的增长水平下，如果除了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以外，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那么就可以将此时的增长水平界定为长期均衡增长水平。

“按照这一理论来判断，对当前的中国而言，7%---8%左右的经济增速是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性的。”但是，她同时提醒，这并不说明当前增速的投入产出比和增长结构是完全合理的，也不说明阶段性的稳定增长速度就是未来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中国经济依然存在下行风险。

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果经济真的继续下滑，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在专家们看来，答案是肯定的，目前至少有以下三种储备政策操作。

首先，加大利于眼前又利于长远、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健康型投资。

这两年多来，由于在宏观上采取收缩政策，特别是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层层加码，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经明显回落。在2008年之前，投资的年增长总是会超过25%，而现在已经下降到不足20%，而东部地区的投资增速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回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回落就更快了。

在正常年份，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保持25%的增长率，而2010---2012年的增长率则下降到了不足10%，今年一季度更是只有7.8%。这无疑是导致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因为在中国的GDP中，工业增加值占了几乎一半。如果允许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速再次回到25%或更高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势头就可以迅速得到制止和扭转。

“从短期来看，当前最应该马上投资的是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公共消费型产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特别向本刊记者强调，这种投资属于补足发展欠账、提高经济结构合理性。事实上，在专家们眼中，中国在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市政、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环保技术和设备制造等领域依然具有足够的投资空间。

其次，真正为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有专家谈到，虽然国家已两次出台过“非公36条”，但现实中的落实情况并不让人满意。因此只要真正放宽对民营资本进入到能源、金融、通信、军工等传统垄断行业的限制，积极引导巨大的民间资金参与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就可以增强整体经济的运行动力和活力。

其三，着力释放消费需求。为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范剑平认为，可加快落实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根本上理顺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收入分配关系;明确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政策，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其消费潜力;大力培育信息消费、环保消费和社区消费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下半年调控“稳”字当头

放眼下半年，专家们建议，宏观政策应该继续保持“稳中求进”，以稳为基调，强调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

“因为‘稳增长’政策从去年来看和预期是相一致的，所以这个政策千万不能有大的调整。即使是在转型方面，也要注意既积极又稳妥。”张立群谈到，现在很多方面希望改革的红利赶快释放，希望城镇化的效果赶快释放，这实际上还是对过去高增长的留恋。

他强调，改革的红利包括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效果和“四万亿”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一种救急措施，是一个总量的扩张，所以效果会很快被感受到。但是现在所进行的转型和改革，是与转变发展方式有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其效果的显现是一个逐步的、相对缓慢的过程，想要在短期内见效不切实际。

“具体而言，就是要坚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范剑平表示，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发挥好宽松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切实落实好已经出台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营改增的试点工作，严防地方政府变相征税，严禁征收过头税和过头费。

同时，保持财政支出强度，中央政府预算投资、民生支出等重点领域要按照财政预算支出落实到位。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坚决制止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

在货币政策方面，他表示，应当科学研判经济和金融形势，密切跟踪金融市场变化，特别要关注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出现的新动向，强化宏观审慎监管，防控热钱借道跨境流动，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适度，防范局部性金融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同时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大力发展债券市场，适时启动IPO，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使新增货币更多地进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小微企业、铁路、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和保障房等民生流域。此外还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过快单边升值。（记者 尚前名 王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