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生平大概

我先稍稍介绍一下郭嵩焘的生平。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湘阴。湘阴在清代属于长沙府，是湘江在洞庭湖的出口，一个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曾经“富甲一方”，到他父亲一代，家道中落。

郭嵩焘“进学”后，到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他们的亲近跟性情有关，更跟抱负有关，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志青年，郭嵩焘临终前作《枕上诗》，说他们“笑谈都与圣贤邻”，当然就是要比肩圣贤。

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见识了英国炮舰在宁波定海一带的攻击，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撰著《绥边徵实》。

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很快，“太平天国”起来了，曾国藩出山，罗泽南出山，郭嵩焘也亲临战场。大约在1856年初，郭嵩焘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焘到来时，英国人法国人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已经营得有模有样。这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他有点始料不及，传说中的“红毛”“鬼佬”，居然长得很漂亮，居然很讲礼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居然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物。

从上海返回后，郭嵩焘前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书房”。其时，英、法诸国，要求重订条约，要求开放更多门户，要求使臣驻京。在无法得到许可时，便以武力相要挟，炮舰停泊渤海，窥伺京师。咸丰皇帝命郭嵩焘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爷僧格林沁，以郭嵩焘已有的见识和理解，他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这样的思路显然无法对应英雄阔步的僧王，而且僧王还获得了庚子、辛丑以来与洋人作战的最大胜利，举朝欢呼。对此，郭嵩焘似乎并不开心，曾国藩在来信中就奇怪他为什么对于备战欲言又止，对于胜仗“无动于衷”。接下来，郭嵩焘受命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而遭算计，被朝廷处分，继续到南书房任职。郭嵩焘请求回籍，以身体为由反复告假，连皇帝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回到湘阴仅一个月，咸丰十年八月初四，郭嵩焘从朋友来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后是京城失陷，咸丰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的发展是他早已有所预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言”。

他因此愤然说：“诸臣之罪，岂复可逭哉！”“僧王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他开列出“洋务四凶”，包括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释，之所以没有算上林则徐，是因为林则徐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但处置洋务，林则徐同样不得要领。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嵩焘复出，先是作为“苏松粮道”，然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因为左宗棠的纠参，也因为他自己在抑郁愤懑中的请求，郭嵩焘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天下事，有更多思考，也产生了更多忧患。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这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害，兴师台湾。看来，正是这种敷衍不过去的危机，让朝廷想起了在洋务上似乎有些办法的郭嵩焘。

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命他作为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为云南“马嘉理事件”，需要有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曾经对于西方的一知半解都得到了印证，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小楷的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不幸的是，和他一同出使的副手刘锡鸿似乎“别有用心”，成为郭嵩焘英伦生活的心腹大患。光绪五年，1879年年初，郭嵩焘黯然离任，他甚至没有再到北京述职，而是直接返回了长沙。他对于朝廷有点绝望，对于朝廷大佬们主导的洋务也几乎失去信心。

然而，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可以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一点觉醒过来，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世界有真确的了解与认知，尽量减少因为颟顸带来的自我伤害。

1891年7月，郭嵩焘在长沙去世，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他的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朝廷的旨意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郭嵩焘的性情

让最高当局认为“颇滋物议”而至于妨碍给他立传赐谥的“所著书籍”，是郭嵩焘出使英国后发回总理衙门刊印的《使西纪程》。

或许是因为郭嵩焘在洋务上已经落下“口碑”，左都御史景廉在出使前就参奏他“一以顺悦夷心为事”，家乡士子更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相讥讽，差点烧掉了他的住所；或者是郭氏“显赫”的朝臣身份，让人对他的言动格外关注；更重要的是，郭嵩焘力求平和而其实无法掩饰的批判性的自我观照，让《使西纪程》在朝廷上下引起的反响异常强烈，好朋友王闿运认为他的文字已经“中洋毒”，李慈铭说郭嵩焘所言“诚不知是何肺肝”“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这是当时号称有见识的学者的议论，政客的反应则是“动手”。光绪三年六月，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接下来，张佩纶奏参，不仅要求禁书，还要求撤回郭嵩焘。

知道此事后，郭嵩焘有点想不明白，他在为反击何金寿的奏劾所上折片中说，何金寿“所据为罪状者，在指摘日记中‘并不得以和论’一语”。《使西纪程》中确实有一段议论：“南宋以后边患日深，而言边事者峭急褊迫，至无地自容。”“以夷狄为大忌，以和为大辱，实自南宋始”，而现在的形势与南宋不同，“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如此，怎么能不认真讲求应付之法，怎么就一定“不得以和论”呢？无缘无故把“和”字当作罪行，“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亡国家，不可言和者”。郭嵩焘早已经听惯这种“爱国”言论。

郭嵩焘认为，办理“洋务”不当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己首先明确立场，以“玉碎瓦全”相激发，弄得没有立足的余地。观念和立场上的自我孤立，直接带来对策上的盲目。这种“主题先行”的做法，其来有自。他曾经指出，历史上的事，特别涉及“国际”关系时，必须“究知当日之情事”，才能有公允的理解，他一直对宋明士大夫“于天下大势懵然无所知”“不考当时之事势，不察人情之顺逆”的放言高论，不以为然，譬如明末魏禧论岳飞“朱仙镇班师事”，他认为就“不足当有识者之一笑”，为此不惜专门著文辩论。

以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为前提，不再被高亢的自我中心主义所主宰，郭嵩焘因此不仅可以从流行的议论中看出“厚诬古人，贻误后世”的历史偏弊，而且可以返回实情，还原是非。

有可靠的认知，才会有准确的判断。郭嵩焘说，办“洋务”必须讲道理，而且是讲全面的道理。什么是全面的道理？并不高深，只要“以之处己，以之处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就行。如果既不能“心理得”，又不能“天下安”，却人人自矜其气、自我鼓噪，这就是“妄人”了，“妄人”充斥的世界，情形可想而知。

郭嵩焘说，此“区区愚忱，不惜大声争之，苦口言之，以求其一悟。愿与读书明理之君子，一共证之。”没想到，苦心的“言”和“争”，“证”成的却是“有二心于英国”的苦果。

事实上，郭嵩焘出使之前的言论，被指为“不容于尧舜之世”的出使本身，已经触犯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郭嵩焘本人，就如同少年时被人评价的“猛兽鸷鸟”，对于所见分明的是非，对于自己洞若观火的判断，不免固执，尤其不能忍受为了个人“持禄固位博盛誉”而置家国大义于不顾，谋食不谋道。曾国藩说他“芬芳悱恻”，刘蓉说他 “天资粹美，荧澈无瑕”，他显然不是那种权势欲强、功利心重、可以屈己从人的人，而是精神卓越、气质清洁、灵台澄澈，似乎“非今世有也”。

因为所思深远，富有洞察力，眼界和价值理想非一时一地的功利可以笼络，又因为敏感于忧患，忠诚于使命，遭遇不可理喻的人事时，难免生发议论，议论多批评，批评难免针对现实，于是容易让人以屈原、贾谊视之。一旦以屈、贾视之，在功利主义的官场文化中，就很不容易存身，很容易成为“潜规则”的敌人。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的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中兴诸名臣之下，他无法把自己做大做强，做得像左宗棠一样前呼后拥，做得像曾国藩一样左右逢源，“失败”的原因正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在我看来，这样的讲法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所谓“失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成王败寇”标准，不足以衡量一切人，尤其不能以之衡量变革时代的人物，在一个“坏时代”，“成王败寇”的标准，尤其远离人道。

其次，人与人的相处或共事，性格当然重要，但观念与思想同时主导着一个人的性格与人格，思想上不能相安，性格再好也无法真的相处妥帖，郭嵩焘与僧格林沁，与李湘棻、瑞麟、左宗棠、刘锡鸿等人的冲突，表面上看来是个性使然，实际上无不隐含了观念上的深刻对立，包括对于曾国藩，虽然情同手足，但他没有表现出类似刘蓉那样的无以复加的尊崇，其实也在于郭嵩焘认为曾国藩“于洋务素非通晓”。因此，郭嵩焘的骄傲，正是一种基于思想观念上的骄傲，有着此种“先知”般思想观念的人，除非出落成为纯粹的哲学家、宗教家，否则，很难容忍周围的“蒙昧”。其实，郭嵩焘对于自己“勇于任事而轻于信人”、“嫉恶太深而立言太峻”以至“一事乖方便锥心自激”的“质性之隘”，所见分明，但是，因为关乎“是非”，关乎“家国大局”，他虽屡屡告诫自己，却无法“吃一堑长一智”，让自己圆通起来。

再次，郭嵩焘的时代，在今天的反观中，最重要的国务就是“洋务”，观念的突破是最重要的突破，没有观念的突破，一切所谓“事功”，所谓“作为”，只能局限在传统的价值理想之下，无法改变一次失败接着又一次失败的悲情局面。如此，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对于郭嵩焘“性情”的接受程度，正取决于对他的“观念”的接受程度，这也是如何评价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