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徐 静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全国文化名家暨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
覃爱华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
李朝贵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文献编辑处处长
丁凤鸣 贵州红色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郑 萍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
田茂乾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
刘 丽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
田唯扬 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
主持人:
刘 爱 贵州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
◇编者按◇
中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为贯彻中央要求,省委决定,要以“忠实务实实干兴省,同心同苦同步小康”为总载体,深入扎实有效开展我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教育实践活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为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了解我们党90多年来践行群众路线的不懈探索和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报约请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历史形成及现实使命”课题组,就有关话题进行访谈。
主持人:我们知道,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请问,早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认识群众工作的?
嘉 宾: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重视群众工作,党对群众工作的认识是伴随着党的成长轨迹逐步演进和升华的。
早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执委会决议案中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8年7月9日,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将“争取群众”作为“现时的总路线”进行明确。由此可见,党从成立的早期,就已经有了对群众工作的高度自觉。但是,此时的群众工作理念缺乏实践的支撑,“群众”的概念,还主要局限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等一部分精英群体,而对于最广大的农民群体,并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在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选择上产生了分歧,主张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和指导者”、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左倾”力量占据了上风,给党的发展壮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1927年,毛泽东同志领导湘赣边界的民众发动了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在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后,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诠释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新内涵,开辟了群众工作新领域。
主持人: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是怎样提出的,又是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丰富,最终形成并被写进了党章?
嘉 宾: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最早提出和明确使用“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文字记录,是在1928年11月。当时,李立三在与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但此时的群众路线概念并不等同于后来被写进党章,为广大党员所理解的群众路线。相对而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路线还处于摸索阶段,党的群众路线的真正形成,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孕育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成熟两个阶段。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典型的全国革命根据地广泛建立,党放手发动群众,积极践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建立了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苏区。1929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强调要树立群众观点,重视群众工作,明确提出各项工作都“要经过群众路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运动中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认识是最敏锐的,也是极具洞察力的。早在五四时期,他就强调了“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指出红军与白军的区别,在于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不是单纯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还要承担宣传、组织、武装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同时,阐述了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打仗与做群众工作是一与十之比,还特别批评红四军中部分同志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这些群众路线的思想火花,散见于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等理论文章中。与此同时,项英、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刘少奇等,也都从各自工作的实际出发,对如何处理党同群众的关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正是这许多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才使曾经一度风雨飘摇的党组织取得了多次反围剿的胜利,谱写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史诗,最终在延安建立了最广泛的革命大本营。可以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不断摸索,进一步厘清了党对群众工作的认识,孕育了党的群众路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这是党的群众观点在党的军事思想与战略中的完整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要求“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党在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中,开展了兵民一家的南泥湾大生产活动。尤其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并明确指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强调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关于群众路线问题”,将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和内容载入党章,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群众路线载入党章,则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真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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