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闽学先河，为理学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奠定基础

北宋建立之初，急需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宋初为复兴儒学，在“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于海上”。1126年，金朝大军南下，虏走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王朝结束。南宋迁都临安，偏安于长江以南的区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朝虽拥有长江以北的广阔领域，但文化落后承担不了发展儒学的历史重任。儒家道统再次面临覆亡的险境。中华传统主流文化存续复兴的地理坐标南移成为必然，正如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历史选择了福建。“海滨四先生”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在闽中首倡理学，名闻天下。

福州“海滨四先生”在闽中倡导理学的贡献，在二程和张载之前，亦早于朱熹半个多世纪。在他们孜孜传授儒学大道，开闽学先河的基础上，朱熹传承洛、濂、关理学三学派学说，克服了儒家经典学究化、泥古不化、脱离实际的自身问题，集其大成而为闽学，建立起新儒学体系。闽学作为朱熹的学说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其思想影响持续到宋之后的各个朝代。

三、宋代福州科举成就，引领中国科举教育文化

随着宋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宋兴，闽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历卿相不绝于世，举天下言得第之多者必以闽为首称。”（《八闽通志·选举》，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福州作为八闽首府，书院达37所，朱熹称“福州之学，在东南最盛”。宋代科举状况尤盛。据梁克家《三山志》记载：“由太平兴国五年，至今淳熙八年，凡二百有二年，以科目进者一千三百三十有九人。……何其日盛一日也。”（梁克家：《三山志·人物类·科名》卷26，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据美国学者贾志扬统计，宋代全国共取进士28933名，福建进士有7144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24.7%，近乎1/4，居全国之首。而福州进士达2799名，居全省第一。再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代科状元录》记载，宋代有文献可考的113位状元中，闽籍有19位，其中8位为福州籍，几占全省状元总数的一半。（朱希召：《宋代科状元录》，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

闽都科举文化之所以能名列全国前茅，一是得益于先后在福州主持政务官员的推动，如蔡襄、张伯玉、程师孟、曾巩等硕学大儒，推动了福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是得益于“海滨四先生”开创闽学先河，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在闽中传扬儒家大道之说，使地方士人深受影响；三是得益于天地正气，南宋时李纲、文天祥、杨时、朱熹、黄勉斋、张元幹、陆游、辛弃疾、赵汝愚等文臣武将、儒学大师，极大提升闽都文化的思想内涵，使得闽都文化实现从地域文化向全国主流文化的飞跃，宋代科举文化的发达是闽都文化优势的重要标志。

四、晚清以来涌现一批民族精英，引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

闽都文化为近代中国社会孕育出了林则徐、徐继畬、严复为代表的一批民族精英，他们为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引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文化先驱。

在闭关锁国的时代，林则徐即已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介绍外国的文献。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林则徐最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他开创了中国近代研究西方文明的风气，为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产生和向现代社会转型打下基础。

道光二十八年，福建巡抚徐继畬编成出版《瀛环志略》，对“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天下为公”、“公器付之公论”的共和体制给予高度评价，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开放、海权意识和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其程度都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官员和思想家，对唤醒国人的世界意识，推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起到积极作用。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天演论》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的揭示，唤醒了民族救亡图存的激情。严复提出，面对进步发达的西方列强，贫穷落后的中国遭遇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只有变法图强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生存。严复对维新变法、民主政治、中西文化关系、传统与现代关系、国家权力与人民地位、渐进式改革与国家振兴等问题都有深刻的阐述。作为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严复宣称“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无不深受严复思想的影响。（赵君尧 作者系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闽都文化》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