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南巡图卷》（局部）

18世纪中国的康乾盛世，特别是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后出现的“全盛”局面，无论是在疆域版图上，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统治能力、文化繁荣程度上，都远远超越前代，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繁荣昌盛的奇迹，正如时人所谓“轹古凌今，遘史册罕逢之盛世”（于敏中：《素余堂集》卷25，《贺平定西域表》）。而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则将“持盈保泰”作为自己的主要施政目标，所谓“益励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永兢此意，愿与中外臣民共之”（《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持盈保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主要指的是当事者处盈泰之时，更滋敬慎之心，以保持事物的完满状态。“持盈保泰”，说穿了，就是要维持盛世现状。然而，繁荣的延续不可能靠无所作为来实现，18世纪中后期，清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统治集团丧失了进取的动力，在“持盈保泰”的口号下，清朝的官僚们，从大学士到知府知县，在歌舞升平的同时，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微妙性，更没有想到巨大的衰落潜藏于眼前的繁荣之中。不少人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取私利，政风败坏，腐败公行，“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10页），社会矛盾逐渐趋于激化。

当然，昏聩从来都不能概括历史的全部。在歌舞升平的繁荣时代，仍有一些知识精英对当时的形势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乾隆时官至刑部侍郎的钱惟城，曾作《持满论》一文，对统治者提出严肃的忠告。他说：“事变之来，每在所备之外，非必智虑有所不及也。”“天之乘人也，每于意之所疏，而事之所反。忧在内者，患在外。忧在外者，患在内。以严著者，以宽败；以缓称者，以暴亡，往往然矣。”有鉴于此，他主张统治者处在极盛之时，不能只考虑消除隐患，而要想方设法杜绝产生隐患的原因，即“圣人不务为弥患之术，而惟求无致患之隙”。在他看来，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戒除骄矜之念。他说：“弊必起于所偏，而萌于极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满招损，谦受益’，天之道也。处盛而矜，则患必中之。”他提醒皇帝：“盛满之为患而骄矜之取败，夫人而知之，而贤智不免者，暇豫则智计不生，而危苦之言不能入也。”（《清朝经世文编》卷七，钱惟城《持满论》）

在18世纪，对清朝全盛背后潜伏着的严重社会危机感觉最为敏锐的是著名理学家、大学士蔡新。蔡新，为乾隆帝师傅蔡世远之族子，年纪较乾隆为长，故乾隆对其颇为尊重，尝说：“今之群臣，孰可当老更之席者？独大学士蔡新长予四岁，或可居兄事之列。”曾称赞“蔡新或备伯兄行”（《清史列传》卷二十六）。蔡新于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致仕，此后，乾隆帝还屡寄御制文令其阅看，谕曰：“在朝竟无可与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颂。据见奏来，以为何如。”（《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3辑，第540—5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