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些政策设计初衷而言，毫无疑问，它们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也反映了国家和政府对中国能够早日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和人才资源强国的急切期盼，而且也的确已经显现了许多积极效应，譬如通过加大投入的方式，大大改善了高校以及人才学术工作的物质环境和条件；带有竞争性和非均衡性的资源配置方式，也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高校之间以及高校内部不同单元和教师之间的竞争活力；人才计划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优化了高校教师队伍的结构。但是，我们必须也需要清醒和理性地认识到，任何政策在其落实过程中都存在两方面的效应，即正效应和负效应问题。这正如作为活力激发机制的竞争性制度安排，即使它是透明与公正的，一旦它超出了某种阈限，竞争过多过泛过频，反而有可能带来一些负效应。

曾经，在资源相对匮乏的环境中，我们因为“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境遇而失落过。如今，在资源相对充裕的环境中，过于强调资源配置竞争性的体制，似乎又让我们的学者迷失于频繁的工程、计划、项目和奖励申报流程之中。在大项目、大工程、大平台和大团队的组织动员中，少有高校能够在现实利益面前表现出一种超然和淡然，甚至有时候不惜集全校之力，投身于众多成本相当巨大的申报过程，这其中有多少无效的精力投入恐怕难以折算；在各级政府以及高校所设立的众多人才项目中，越是业绩优异的学者越难以抵挡住诱惑，面对带有分层化的头衔系统，少有人能够按捺住内心的躁动，一次次体会到西西弗斯式的折磨。的确，在学术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适当的竞争确实有利于让有潜力者尽快脱颖而出，但是如果竞争过频过泛，人们就如同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似乎永无尽头的拉力赛，持续的紧张和压力反而带来职业倦怠、学术情趣的淡漠，甚至心态的扭曲。这种氛围不仅会影响到所有学人的职业归属感、稳定感和安全感，而且极有可能让高成本的人才政策效应大打折扣。

从长计议，由顶层设计营造环境，让高校学人“静下心来做学问”

在今天，因为学术活动的展开具有越来越强的资源依赖性，学术本身的“工作”和“职业”性质及特征日益突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相对于其他领域，高校内部的学术工作毕竟有其一定的特殊性，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更多带有突出的精神活动特征。因此，即使是顺应外部社会功用之需而并非为求知而求知的学术研究，它的展开过程也需要学者拥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平和心态和沉静心境。少些侵扰和诱惑，多些呵护和尊重，即使在当下浮泛的社会中，对于学术工作者而言也并非所谓的理想主义或象牙塔情结，而恰恰是维系其工作得以持续和有效开展所必要的环境条件。美国是一个一向强调竞争且重视学术实用性的国度，但是，在学术界除了在科研资助领域存在适当的竞争之外，它很少有来自政府繁多的工程、项目和奖励刺激。在经过入职之初必要的且多少有些残酷的“不升即走”考验，证明自己的学术潜力和实力之后，“终身职制度”让既无生计之虞也无被解雇之忧的高校学者，不仅拥有了尊严，为了自尊而少有懈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学者自由探究精神，增强了其对无关学术的各种干预和诱惑的抵御力。“终身职制度”尽管也频遭非议，但是，至今它依旧被视为促成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基础研究领域全面繁荣和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频出的重要保障性制度。

“人才强国”与“人才强校”在我国是一项长期性和全局性的国家战略。所谓长期性，就是指人才首先需要有满足其健康成长的土壤即良性的学术环境，它的营造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一系列相对稳定、成熟的学术制度和健康的学术文化，这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战略目标的实现确实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但由此而生成的政策不能仅仅考虑短期效果和政绩的显示度，而是要从长计议，考虑到它的可持续性以及它的生态效应。所谓全局性，就是指人才工作在我国有着高度的复杂性，它绝非仅仅通过设立一些工程、计划和项目就可以短时间内解决的，而是要把它纳入到我国科研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全局中才会有出路。譬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要坚持简政放权和去行政化的改革策略，但是，在当下环境中，恐怕仅有去行政化和权力下放依旧是不够的，还需要改革现行财政体制，适当下放一些资源；需要改革政绩、业绩评价制度，正如社会其他领域的情形一样，把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理念纳入评价体系。如果行政部门掌握过多资源如专项经费，且掌控着评价权，它带有效率主义取向的资源配置方式，看似比传统的刚性分配更富于弹性和灵活性，其实际运行效果却极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了控制，让简政放权有名无实，让优良学风和学术生态的建设面临更大的困境。

其实，即使没有过多的外在政策刺激，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为获得同行认可而竞争的自然状态。在学术资源的分配过程中，我们会常常看到一种马太效应现象，便是竞争机制作用的客观结果，它反映了实力与资源占有间的关系。不过，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是实力决定资源，而不是资源决定实力。我们需要竞争，但它是常态、良性的学术实力竞争，所体现的是一种在知识求索过程中执着、淡泊的学术精神，在价值追求中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向上和有活力的文化。这种精神和文化的孕育所依赖的学术环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其实概括起来并不难，制度设计不仅需要遵从学术活动的规律，而且要让学术有尊严，让学术人有自尊，并为了自尊而担当责任。（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