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2012年3月起，本版开辟了“聚焦‘作家群’”栏目，系列文章以地域为坐标，梳理了当前文学界的重要作家群体，阐述了各自的创作特色和影响力，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出当前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至今已经刊出了12篇。6月30日，由本报文艺部牵头主办的“作家群现象研讨会”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作家群现象”的生成机制、历史地位、文化价值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版从今日起以“‘作家群现象’笔谈”为总题，陆续刊登与会者的书面发言和会外评论家的呼应文章，敬请关注。

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应该说从《诗经》就已经存在，比如其中的十五国风。古代文学的经典文献也多有对文学与地域关系的看法。但是系统的文学地域性研究，大概始于清代。普遍的看法是始于1905年刘师培发表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他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南北文学的差异，并揭示了地域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后来梁启超率先提出了“文学地理”这一概念，与今天的“文学地域性”有通约关系。1923年，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说：“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譬如法国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当然，周作人强调地方与文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他认为那一时代的文风，即“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他希望作家“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

后来新文学的研究，由于百年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更多地是消长起伏于启蒙、救亡或“双重变奏”的描述中。而关于现代文学的作家以南方为主、当代文学的作家以北方为主等看法的提出，背后隐含的是革命历史叙事与作家群体关系的变化，其诉求是文学话语领导权的更替，大概与今天谈论的话题不是一回事。后来被文学史家概括出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虽然与“流派”无关，但却与现在讨论的问题有相关性。

1986年，金克木发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他认为：“地理不只是指地区，而是兼指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文艺也要包括作者、作品、风格、主题、读者（如作序跋者、评点者、收藏者等）、传播者（如说话人、刻书人、演员等）。”他进一步提出：“不妨设想这种地域学研究可能有的四个方面：一是分布，二是轨迹，三是定点，四是播散。还可以有其他研究。”

在许多学者共同关注和呼吁下，2011年11月，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广州大学中文系在南昌联合举行了“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首次明确界定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及研究意义。来自全国各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学地理学作为新兴学科得到学术界的正式认同，也标志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的、自觉的阶段。

但是，必须承认，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这一情况与古代的社会形态，以及古代文学的生产、交流、传播方式等有关。比如，古代的文人群体、文学流派的产生与传承等，大多以地域为基础。如“三苏”、“常州词派”、“桐城派”、“苏州作家群”等。梁启超以唐朝为界，认为唐以前地理是重要的因素，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唐代以后，“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唐以后尚且如此，进入现代以后，作家群体、文学流派基本上是以媒体为基础的。比如“新青年派”、“新月派”、“学衡派”、“甲寅派”、“现代评论派”、“语丝派”等。用地域表达流派的方法虽然仍还存在，比如“京派”、“海派”等，但已逐渐式微也是不争的事实。

1949年以后，学界鲜有“流派”说，这与具体的历史语境有关。当代文学界关于文学与地域关系研究的再度兴起，是“寻根文学”的出现。一时间里，“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商州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葛川江文化”、“齐鲁文化”、“东北文化”等逐一被提出，各种文化都旗帜鲜明，但似乎又面目不清。这一情况与“寻根文学”时代的文学诉求有关——经受过西方“现代派文学”洗礼的中国文学界意识到，中国文学如果一味跟随西方文学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文学如果要走向世界，必须书写中国经验，必须让中国本土文化元素成为主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口号，在那一时代显得格外激动人心。但事实上，中国文学被西方文学认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承认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莫言的获奖与他取得的成就有关，同时与西方社会冷战思维的终结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