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即便进入现代仍然非常重要。比如沈从文与楚地，老舍与北京，赵树理与三晋，张爱玲与上海，柳青、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与陕秦，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与东北等。但是，当代文学研究文学与地域关系的时候，还多限于风土人情、地貌风物、方言俚语等表面性的特征。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也曾注意到俄罗斯地理环境与俄罗斯的人文关系。他说：辽阔的俄罗斯空间是俄罗斯历史的地理动因，“这些空间本身就是俄罗斯命运的内在的、精神的事实。这是俄罗斯灵魂的地理学。”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我们研究的意识里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地域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最为重要也最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也应该是文学与地域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关注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文学与地域关系的同时，必须意识到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变化。或者说，全球化语境和传媒的发达，使地域文化的封闭性成为不可能。各种文化的交汇、交融以及冲突、矛盾成为今天文化环境最重要的特征。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作家的创作，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学传统的同时，也会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或左右；对其他民族优秀文学的学习、借鉴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小说的基本生活元素来自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他的语言和其他文化元素与他的家乡有不能分割的关系。但是，他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也是基本事实。后来莫言在论及城市与乡村关系时也表示：“对城市文学的定义应该更宽泛。现在很难说一部作品究竟是城市文学还是乡村文学，比如我最新的长篇小说《蛙》，前半部分的故事尽管发生在农村，但小说的结尾部分所描写的场景已经是城市的气象。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感受特别明显，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恨不能把所有城市变成农村，现在的中国是恨不能把所有农村变为城市，所有农民都想变成市民。我想说的是，一个农民工眼里也可以看到上海美丽的夜色，同时也能看到城市的角角落落，他把他看到的一切写下来，如果达到文学的标准，同样属于城市文学的范畴，不能因为写作者出身农村，就不算是城市文学。好的文学是不分城市还是乡村的，也应该是不分城市作家还是乡村作家的。”因此，在强调文学与地域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代条件的因素。

法国思想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中最早提出了文学发展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动因说。在《艺术哲学》中又作了更具体、透彻的解释。丹纳的三动因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的学者在他的基础上不断地产生新说。这一元理论在今天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强势文化试图覆盖全球，文化同质化的速度不断加剧的今天，地方性经验、少数民族文化、弱势地区文化等，正在受到现代文明的不断蚕食。而那些濒于消失的文化经验，在这样的时代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形：弱势文化地区为了突显他们的“现代”，便有意遮蔽起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对表达“现代”的文化符号更有热情。

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在转述一位学者的一次亚洲之行时说，这位学者“描述的菲律宾人对美国流行音乐不可思议的爱好和共鸣，就是那种‘超现实的’全球文化的一幅活生生的写照，因为在菲律宾演唱美国流行歌曲之普及，演唱风格之惟妙惟肖，较诸今日的美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整个国家都会模仿肯尼·罗杰斯和莱侬姐妹，就好像它是一个巨大的亚洲莫顿合唱团。然而，要想描述这样的情境，美国化（Americannization）无疑是一个苍白的字眼，因为菲律宾人唱美国歌（大多数是旧歌）固然又多又好，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生活在其他方面和产生这些歌曲的那个相关世界并非处于完全的共时状态。”时至今日，这一状况在文化落后地区不仅难以改变，而且有可能愈演愈烈。

同时，我们还不时听到关于“祛地域性”的呼吁。这一呼吁认为，对地域性的强调将使文学作品不断地趋于“趋同化”或同质化，而过去那些曾经以地域性特色闻名的作家群体的创作，地域性特色正在淡化和消失。但是，对地域文化，特别是那些边缘性的地域文化，强调它们的重要性是极其必要的。这是在全球化时代实现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前提。而对于文学来说尤其如此。

在历史学科里有历史地理，语言学有语言地理（方言研究），军事学有军事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地理等，中国当代文学，同样有必要建立一门中国当代文学地理研究方向。这不是牵强附会或简单的比附心理，只是因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如期而至地到了这样的时刻。（孟繁华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