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是樊建川的一贯态度。一件件默默嘶吼的文物，把人们带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从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而制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彩瓷墨盒，到129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冀南军区参谋长陈明义工作笔记本；从十八集团军给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刘清扬开具的捐款收据，到八路军山东军区情报处编印的《情报汇编》、115师情报处编印的《敌伪政治情报》；从刻有抗日警语的川军竹制旱烟竿、贵州童子军旗帜，到美军飞虎队铜鹰标识和“美军飞机座椅”；从日本侵华老兵荻岛静夫的日记、影集，到冯玉祥题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从何香凝的《送寒衣与伤兵回营》，到丰子恺的《胜利之夜》……

这次入展军博的300余件抗日文物，仅仅是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浩瀚藏品的冰山一角。而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这些藏品有的来自抗战将士家属相赠，有的购于拍卖现场，还有的则是樊建川自己闲逛古玩市场的“战利品”，其中部分文物、图片还是首次公开展出。

此次带来的抗战文物里，有一条绣着“小青”字样的日本军用毛毯，那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长子罗箭用了70多年的宝贝。罗箭1938年出生在延安，当时条件艰苦，罗瑞卿就用分到的这床缴获的侵华日军毛毯来包裹罗箭。樊建川追着罗箭软磨硬泡了三四年，直到2010年12月的一天，罗箭才同意他来取走毛毯。“我拿了毛毯刚要走，他又叫‘建川’，我心想糟了，要被要回去了！他拿过毛毯摸了又摸才又交给我，我出他家门后，他嘭得把门碰得很响，像是给自己下一个决定——樊建川已经拿走了，要不回来了。”

得到当年参与赴日引渡战犯回国受审的上校参谋廖季威的水晶印章也是费尽周折。“如果没有这枚小小的印章，当年我们作为胜利者去日本的那段历史真的没有任何文物可以证明了。”樊建川说，为了收藏这枚刻有“购于东京”的印章，自己3次登门拜访，廖老本已同意捐赠，可后来又要回去了。他说：“我实在舍不得，等我死后，让孩子们给你。”2007年廖老去世后，他儿子把廖老的印章、电脑、毛笔全部捐给了建川博物馆，其中那枚水晶印章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军博展厅，有两大摞日文手稿在玻璃展柜里静候知音。樊建川告诉记者，这是一个日本侵华军人当年留下的家书，3年里共写了500封，平均两天一封，基本上就是一套珍贵的“战地日记”。可遗憾的是，由于字迹潦草、古语表达、军事术语、简写暗语以及被日本军方审查官出于保密原因的删节，这套手稿至今无人能够破译，简直成了樊建川的一块心病。

让樊建川颇为得意的是张善子的《飞虎图》，这是十几年前樊建川通过国有资产拍卖侥幸得到的，在建川博物馆日常展出的也只是复制件。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幅画今年已是第二次进京了。春节前，樊建川带着《飞虎图》来到北京，应邀参加央视一台鉴宝节目的录制，没想到，作为现场嘉宾的4位文物专家却不屑一顾地断定其为赝品，理由是，中国的民间博物馆没有国家一级文物。“可他们当时根本就没走上前来看一看啊，因为这个，那期节目录完了最终也没能播出。”樊建川说，现在《飞虎图》就摆在军博里，真希望那几位专家能抽空过来看看。

2008年，在中国收藏界十大人物中，对樊建川是这样描写的：“樊建川，收藏家、四川建川博物馆馆长，他是中国最大民间博物馆聚落的创建者，藏品超过200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