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关注与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自觉

随着农民工的代际转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拉着拉杆箱”悄然登上城市打工舞台，与“扛着蛇皮袋进城”的父辈们相比，他们具在潜在的文化转型能力以及更高的人生追求。

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接受了初中、高中、中专或职业教育，文化素质普遍提高，能从报纸、杂志、书籍、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获取知识、信息，而且他们年轻、精力旺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快，对城市的文化认同度高，具有强烈的发展意向，因此有着潜在的文化转型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出生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时期，与父辈相比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眼界更高，外出打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求生存，更多地是为了学技术、长本领，寻求在城市发展空间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他们的文化诉求较高，权利意识也较强。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城市发展对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在现实中跌跌撞撞，强烈的融城愿望与城市高高的门槛，较高的职业期望值与企业更高的素质要求等矛盾的碰撞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了自知之明，能够意识到自身文化素养和技能的不足，必须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我。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占总数9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愿意继续学习，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知识。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自省意识，如果社会能够适时地为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和良好的文化需求供应渠道，让他们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规划和学习方向，并付诸实践，形成“文化自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行为。

但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的生存现状严重压抑了他们的文化自觉行为。

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治理使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受的身份歧视和文化排斥，导致他们与外界多元化的文化生活互动不足，形成封闭的孤岛化的文化生存状态，严重压抑着农民工的文化诉求。

农民工因文化资本的缺乏总是被文凭和技能门槛挤到较差的职业和行业中，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着脏、险、苦、累的体力劳动，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工资待遇普遍低下，这从经济上、精力上和体力上抑制了他们过高的精神文化追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企业大多不重视农民工的文化建设，而政府针对农民工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缺失和文化消费供求渠道的不畅，也使农民工找不到参与文化活动、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的途径。在这样的文化生存状态下，大多数农民工的文化自觉只能是心动而很难变为行动，他们无力挣脱现实的束缚，实现自我人生规划，反而陷入城市社会和自我的双重排斥之中。

“一个平等的、宽容的社会，自然会培育出身在其中的每一群体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农民工的文化自觉不仅需要内在的自我觉醒，更需要一个平等、宽容的、有利于激发其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外在社会文化环境，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