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继承法”的提出

1956年后的冯友兰感受到，在当时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继承的遗产就少了。”一些学者总是把唯心主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使本来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呆板、僵死的东西。

于是，冯友兰在1957年1月8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一文，提出了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和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方法。他在文中写道：“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底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底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够全面。”冯友兰举孔子“为仁之方”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命题，说：“过去我们说孔子这样讲有麻痹人民、缓和阶级斗争底意义。从具体意义看，可能有这样的意义。但从抽象意义方面看，也是一种很好的待人接物底方法，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用。”文章最后以庄子的“盗亦有道”这一命题为例，“说明哲学思想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也就是说，某些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对一切阶级都是有用的。

总的来说，冯友兰提出的关于“抽象继承”的观点是：某些中国古代哲学命题可以区分为“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其“抽象意义”往往可以为一切阶级服务，因而可以继承。为了避免误解，冯友兰在1957年发表的《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一文中，对这个观点作了一些修正：用“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代替“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这两个字眼。

●关于“抽象继承法”的论争

冯友兰的文章一发表出来，立刻引起了中国哲学界的争论和批评。

1.1957年中国哲学界的评论。 在1957年1月22日至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和1957年5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就冯友兰的观点发表不同意见；同时，全国的一些报刊也发表文章对冯友兰的观点进行评论。这一时期的评论基本上是自由的、正常的学术争论。其主要代表是张岱年、艾思奇、唐钺、关锋、胡绳等。例如张岱年认为：冯友兰关于一个命题的“具体意义”就是一个命题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际意义，这是正确的提法；但他对冯友兰试图从一些命题的“抽象意义”来解决遗产的继承问题表示异议，认为这种关于一个命题的“抽象意义”的看法，是接近于形而上学的看法。艾思奇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的文化遗产的继承性观点为依据，认为对待过去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除其糟粕；而冯友兰关于继承中国哲学遗产问题的意见是违背这个原则的，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把抽象的东西看做具有实在性的、永久性的东西，而具体的东西则是暂时的、不实在的东西。

2.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中国哲学界的评论。这一时期，哲学界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的评论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着重揭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与其过去的哲学观点特别是同新理学的联系；二是运用阶级分析法和批判继承法批判和取代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三是对“抽象继承法”的绝对批判。例如，吴传启在《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一文中，首次将冯友兰关于哲学遗产继承的方法概括为“抽象继承法”。他认为，冯友兰提出的“抽象”是反科学的抽象，因为这种“抽象”把“一般”当作客观存在的实体，把“特殊”却当作“一般”存在的形式。这就把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倒置起来加以割裂，所以就违反了客观真理。关锋在《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一文中，说明了冯友兰的继承哲学遗产的根本出发点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冯友兰的否定观和继承观是形而上学的，是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否定观、继承观是根本相反的。冯友兰关于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特殊意义”)不能继承，其“抽象意义”(“一般意义”)则可继承，这实质上是完全排斥“扬弃”，而一味去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同的东西，是把某些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现成地拿来。

3.1979年中国哲学界对“抽象继承法”的评论。1979年10月在太原举行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上，学者围绕着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特点是更注重对“抽象继承法”进行辩证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例如，张岱年从正面肯定了冯友兰对哲学命题所作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的划分，进而说明了区分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与“特殊意义”对于研究哲学史的积极作用。杨风麟分析了“抽象继承法”在理论上的错误，“抽象继承法”正是由于冯友兰把哲学命题作了“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区分，从根本上违背了形式逻辑的统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