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与答

问：我们现在养老保险账户里的钱，它的责任主体是谁，谁该为它的保值增值或者贬值负责？

郑秉文：最终负责任的是立法，也就是这个制度的举办人，肯定责任不在账户持有人。账户的资产是持有人的，它贬值是这个制度最大的缺陷。所以对这个制度改革是非常急迫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五险制度设计都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瞄准目标群体不准确，进来的未必是需要的，需要的未必能进来。举一个例子，本人上失业保险，本人工作于典型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中国社科院的人能失业吗，但你必须得上这个保险。真正需要失业保险的群体却有些人不能上。第二个问题，支付。由于瞄准率很差，于是支付就带来问题了，这就没法说了。第三个问题，我们每一项制度的功能和管理体制都还没有理顺，有部门利益的现象在里面。

问：我老家是河南农村的，在农村存在一个乡镇上把低保名额直接卖出去的问题，您怎么看？

郑秉文：搞研究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在国外也有，叫福利欺诈。这种情况中国有两类，一类是福利欺诈，还有一类是公然挑战法律，就是犯法。犯法就不说了，绳之以法就完了。关于福利欺诈，有制度设计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大家都忽视了。这么多年来，全国的福利保险制度翻番地涨，但是经办队伍还是那么多人，并且不规范，管理跟不上，有点像高铁。这个队伍的末端是社保站，里面有社会工作人员，还有临时工，大学生实习生，情况非常复杂，给的钱也非常少，于是出现了管理不善的问题，利益输送的现象。我曾经有这样一个主张，不要把全国的经办体系看成事业单位，经费完全来自于财政，还得要名额。我个人认为既然收费这么多，管理就应该进入成本。队伍建设应该根据需要的人均负荷比来有弹性地增长。这样还可以吸纳大学生就业。

问：英国一个女子，她有三个孩子，从政府拿到的低保收入比工作的收入还要高，社会保障制度怎么样防止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郑秉文：这个还是福利欺诈的问题，第一是福利欺诈，第二是避免福利陷阱。两方面的手段，一方面是加强管理，我在英国坐火车，看到有海报讲福利欺诈可以举报，举报之后可以获得多少钱的奖励。国外有这方面的手段，加强管理。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说整个福利制度的设计，应该有一个顶层设计。每一项福利之间不要互相矛盾，每一项福利之间它的福利水平和替代率之间要相互配合，如果不配合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福利陷阱，久而久之变成一种文化。

失业在欧洲就是一种文化，搞经济学的都知道这个词，叫隐含合同。隐含合同的本质就是，工会要求的工资定价水平不是随着经济的景气的调整而调整的，而是有一个恒定参数，好的时候不要最高的、坏的时候也不要最低的，而且不能把我辞掉。于是在公共汽车上的永远在公共汽车上，在公共汽车下面的人永远失业。隐含合同让这个群体绝望了，于是这个群体变成一个利益集团，跟政府抗争，要最好的条件，因为是你们抛弃了我，所以你必须得养活我，工作的人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拿出利润养活我。于是就成为一种文化，这是社会分裂的根本原因。

这个制度不利于改革，希腊能改革吗，我不相信。即使国家破产了和希腊人有什么关系，不管谁上台，他们依然会上街，对游行的人来讲这种行为也是理性的利益最大化的。中国目前也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代，文化逐渐形成，也面临着我们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