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海外的视角，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中国至少出现过四次比较大的改革：1898年的“戊戌变法”，1958年“大跃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两个邻居日本和俄罗斯，也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与“戊戌变法”对应的是日本1868年开始的 “明治维新”;与“大跃进”和 “文革”对应的是苏联1924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和1956年开始的“非斯大林化”;与1978年“改革开放”对应的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

　　中国这四次改革从起因来看同日本和俄罗斯相应的改革差不多，都是由于社会结构造成的，但目的、过程和结果却大大不同。分析起来，这种不同和三个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有关，特别是与其对人类终极意义的理解上的不同有关。对于中国来说，这个理解是儒家的“大同”思想。“大同”不仅是现世的，而且是积极的人生态度，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改天换地。日本的“神道”虽然是现世的，但不是积极的，它崇尚自然，认为人类不应该对现存的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因为现实是美好的。俄罗斯的“东正教”既不是现世的，也不是积极的。它认为现世是糟糕的，但这种糟糕的状况又是正常的，认为人类的干预没有用，应该等 “救世主” 的到来。

　　中国梦之一：不先救中国，哪能救世界?

　　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起因差不多，是结构性的：两个传统的东亚国家，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制和现代化的吸引，进行社会改革，搞现代化。

　　但中日两国改革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日本人改革的目的很具体，也很明确：“救日本”，方法是“脱亚入欧”。传统上，由于邻居中国在文明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日本没有日本中心论的思想。日本人可以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秀的，独一无二的，但日本在文化上并不期望其他国家变得同自己一样，没有宇宙诉求。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古代代表了宇宙之道，日本人觉得学中国很自然。现代，西方人代表了宇宙之道，日本人觉得学西方也很自然。

　　对比起来，“戊戌变法”的目的不如“明治维新”明确：以精神领袖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既要救中国，也要救世界。“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写了脍炙人口的一部杰作——《大同书》。该书的核心不仅仅是要救中国，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救世界。传统上，中国和世界是同义语。在这点上，儒家思想同基督教相似，有宇宙诉求。

　　中日两国改革不仅目的不同，策略也不同。由于日本人传统上没有中国人的自信，“明治维新”的策略很实际，很温和：改革首先要启迪民智，其次再谈政治体制改革，再次才是科学技术等实际的东西。“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福泽渝吉意识到这种循序渐进的策略要花更多的时间，但他认为这是一条理性的选择。中国人改革的策略正相反：首先是引进西方的技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才不得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戊戌变法”失败后才想到启迪民智。“戊戌变法”的功利性很强，很性急。在康有为等人的促导下，光绪皇帝在103天里发布了200多条变法措施。

　　改革目的上与策略上的不同，造成了结果的不同。以救日本为目的“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既要救中国，又要救世界的“戊戌变法”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