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宾：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王宏源 副研究员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朱新涛 博士

　　主持人：河南日报 李 力 记者

　　经济增长放缓，毕业生总量增加，是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从社会层面看，“最难就业年”实际上是“结构性就业难”

　　主持人： 2013年的毕业季号称“史上最难”，近700万高校毕业生给学生和高校都带来了巨大压力，据报道，上海、北京等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只有30%左右。从宏观层面讲，造成“最难”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王宏源：从经济层面看。经济增长放缓，毕业生总量增加，结构性矛盾突出，是导致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外产业重组调整变化很大。2012 年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今年一季度降至7.7%，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需求下降，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现“反周期”。另一方面，我国产业仍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第三产业对大学生的就业吸纳能力增幅有限。有限社会吸纳能力与高校毕业生数量大幅度递增的矛盾使得应届高校毕业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社会层面看。“最难就业年”实际上是“结构性就业难”。一方面，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二元结构，发展机会、福利保障、医疗卫生、养老保险、子女教育等因素的极度不平衡导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失衡，大学生就业人口在行业、地域、企业规模和所有制层面的选择上结构性矛盾突出。另一方面，目前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劳动力市场改革不彻底，市场信号存在严重失真问题。一些鼓励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棚架”现象，也影响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高校要增强服务学生的观念

　　主持人：今年的就业难，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用人单位，招不到合适的人。这一纠结的现象令人深思。我们的高校教育从中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反思呢？

　　王宏源：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主体是学生，社会招工难的主体是企业，这反映出了大学生与企业在发展空间、知识技能、薪酬、工作环境等信息方面的不对称。用人单位需要的是工作能力强、来了就能创造利润的劳动者，可缺乏实践经验是高校毕业生的先天不足。面对这一纠结的现象，我们的高等教育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

　　我们还要反思高校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积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实行教授治学，专家治校，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扩大学院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实行聘任制，以公平科学的考核、评价和聘任制度引导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育人。完善自主招生制度，根据市场需要向社会提供高校毕业生。

　　朱新涛：首先，要调整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布局。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布局要面向市场需求，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压缩就业机会少、学生不愿学的学科专业的招生规模。要充分运用产业发展策略，在学校与就业部门之间，实现培养规模与专业设置方面的“订单式”沟通。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要从招生政策、学习和就业待遇方面着手，保护那些社会需要，但在学生选择中并不热门的学科专业，如哲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专业、新兴学科专业等。

　　第二，要改进高等学校培养管理模式。在课程设置上要丰富；在学习方式上要灵活，要加强学生的选择权；在学业成绩考试考核上，不能以死板的必修课制度，动辄使学生失去拿到毕业证、学生证的资格，而是要增加考试课程的替代性和选择性，主动帮助学生取得毕业资格、增强就业能力。

　　第三，高等学校要增强服务学生的观念。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双向选择，缴费上学”改革以来，与之前计划经济时代的精英高等教育时代相比，高等学校学生的受教育者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缴费上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他们同时还是花钱购买高等学校教学服务和管理服务的客户。现在，一个全日制、寄宿制、缴费上学的大学生，在国家规定的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学年制度之下，如果不能如期合格毕业，学校理应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四，在大众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时代，国家、社会、高等教育受教育者个人及家庭要改变教育观念。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发展，是现代社会分工专业化、社会劳动知识化的结果。每个社会成员的失业与就业，都与其知识和能力密切地、动态地相关。因此，社会就业市场的知识需求是刚性的，而知识结构的需求则是柔性的、弹性的。因此，绝对地压缩高等教育规模既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也不符合受教育者个人愿望。然而，对于国家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来说，它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是，如何能够根据社会知识和人才需求市场来调节高等教育的运行并加强学生学业和就业指导，如何尽可能多地提供给受教育者丰富的课程和选择的权利，他们在这些方面做得越多，在毕业生就业方面承担的责任就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