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建立权力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政府的权力需要分解，政府的权力更需要制约。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早就指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对于政府权力，需要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采取防范措施，也就是要对政府权力进行分开和制约，在政府的权力范围内实行分权并建立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只有建立权力制约和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地防止出现任何个人和组织过分集权或独揽大权的极端情况，制止政治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主观随意性。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把权力结构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大构成部分，使这“三权”之间相互制约，并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这样一种“三权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从根本上防止了对权力的滥用。

6. 推进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

所谓大部制，即大部门体制的简称，是指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上，通过优化机构，将相似职能集中在一个大的部门中，解决“左右一样齐、上下一般粗”的问题，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2008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探索大部门制”，2011年国家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大部制改革成为必须推行的决策和慎重进行的改革步骤。目前，发达国家的政府组成部门在中央一级一般在20个以内，州省一级为15个以内，郡县则为10个以内。反观我们，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七次机构改革，但国务院组成部门还有25个，省一级约为40—45个，县一级约为30—35个。由此可见，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的空间还很大。

7. 实行省直管县（市）体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目前，中国的地方行政层级，广泛实行了省（区、市）、市（地）、县（市）、乡（镇）的四级制，形成了宝塔式的地方政府层级结构。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地方政府层级设置最多的时期，在当今世界上的地理和人口大国中也鲜有其例。一般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地方政府层级设置，均实行两级制。十八大后中国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有必要适当减少地方行政层级，将现存的四级制逐步缩减为三级制，促进地方治理结构由宝塔型转向橄榄型，实现扁平化。改革的思路可以选择：适当缩小省、区规模，增设省级行政建制；改革市领导县体制，实行市、县分设分治，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行政和财政自主权。所谓适当缩小省、区规模，就是在行政区划设置上，把一个大省分解成为几个省，或者从几个省中划出一块再设一个省，由此，中国的省级建制可以考虑增设至50－60个。对于省级以下的市、县级行政区划，应实行市、县分设分治，即十八大报告指出的，“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今后，凡省会市和地级市政府，只管理其城市和郊区，除了自身的城市和郊区之外，其他的县（市）改由省政府直接管理，这样就能减少一个行政管辖层级。

8. 推进政府绩效建设

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都奉行预算为本，而不是绩效为本或结果为本。于是之造成从中央到地方，每个政府部门竭尽全力去扩大自身的预算基数，以便争取尽可能多的财政预算。与这样的预算型政府不同，绩效型政府则十分注重投入——产出结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坚持以结果为导向，以结果为根本，以实际绩效作为财政年度预算的基本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绩效评估，是改进政府治理的重要环节，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推进政府绩效建设，需要改变以往的重决策、轻执行、轻评估的状况，尽可能地拓展公民参与渠道，科学设计绩效评价的要素、指标和程序，特别是要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参与绩效评价，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对于发生的一些重大的、突发的公共事件，应采取外部评价机制，成立独立的评估机构，通过组织听证会、民意调查等方式，提高绩效评估的科学性、独立性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