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自媒体舆论环境放大了基层干部的负面形象。近年来，随着一些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渐成碎片化的网络舆论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权，逐渐成为左右社会问题的重要舆论力量，形成了网络拟态环境。在这种拟态环境中情感认同取代理性论辩，大家似乎又回到了前现代的生命共同体的道德和荣耀中。网络辩论更注重立场，网民在持同一个立场的场域中寻找认同和共鸣。网络尊重的不是真相，看中的是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网民是在电脑屏幕前寻找社会真相，以为屏幕上显示的就是真实的社会现实。从信息渠道上看，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导致民意诉求渠道的阻塞，而新媒体打开了一个缺口，于是网络诉求立刻井喷。底层群体情绪的集中宣泄将网络上呈现的政民关系推向对立，且由于预设的身份标签的存在，大多网民会自动站在草根一边，形成简单的官/民二分对立态势：凡是官都是错的，凡是民都是对的。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种舆论判断根本不能代表真理。

最后，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化引起百姓的误解。人民公社解体后，底层百姓渐渐脱离原有的国家政治的轨道，乡村社会逐渐代替乡村政治，尽管国家想通过村民自治制度来重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然而农民对选票政治并没有表现出令人期待的热情，表现出选谁与我无关的冷漠态度，认为乡村选举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乡村选举成为农民精英自娱自乐的活动。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总结为“无政治的村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农民把自己的目光转移到发家致富上来，农民的集体意识和村落意识逐渐瓦解，特别是在农村税费取消后，一些新型的价值观便逐渐根植农民心中：“只要能挣钱，别的都不管”、“只要你不要我交钱，你想怎么搞都行”等等这些这无政治性的政治品性，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特性，侵蚀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乡村的公共事务总得有人来完成，如修路、修水渠，于是乡镇一级政府只好选择村里的富人治村，他们有经济能力，在村里有经济地位，便于一些公益性工作的开展。这就形成了“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结构。而这种结构给了底层百姓一个误解：有钱才是大爷，有钱才上得去，金钱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殊不知，这是他们为自己的无政治性必须付出的代价。

综上分析，党的微循环系统确实出了微恙，尚属于“疾在腠理”阶段，只需汤熨便可及也。但必须记住：不治，将恐深!

(作者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