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性”这个概念，大致可以做两种理解。根据一种理解，“理性”是指“有办法”；根据另一种理解，“理性”是指“讲道理”。“有办法”就是有途径达到一个目标、有效率实现一个目标，而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因此，用原子能大容量发电与用原子能大规模杀人，都属于“理性”的范畴。学者们把这种意义上的“理性”，称为“工具理性”，并对“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西方社会——在给人类带来无数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许多危险，而感到忧心忡忡。有些人对此感到绝望，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权威失落、价值危机，哪个目标是理性的，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达不成理性的结论，而能做出理性判断的，只是为实现既定目标哪一种手段更加有效。但许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不愿意走向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为此他们把“理性”不仅理解为“有办法”，而且理解为“讲道理”，虽然不再坚持某些特定标准一定具有跨文化超时代的普遍有效性，但认为应该认真对待在特定领域当中让人心悦诚服的诸多“理由”，既不能蛮不讲理，也不能强词夺理。

因此，“理性维权”和“理性表达”的意思，可以有两种理解。根据一种理解（显然也是这两个呼吁的本意），在维护权益时我们应该遵纪守法，通情达理，在表达意见时我们应该心平气和，文明礼貌。但“理性维权”和“理性表达”也可以做另一种理解：假如我们把“理性”只理解成“有办法”而不是“讲道理”的话，就有这样一种可能：在合适的制度环境和舆论环境还相当缺失的情况下，蛮不讲理者恰恰能得到更多利益，强词夺理者恰恰能吸引更多眼球。在特定条件下，蛮不讲理和强词夺理恰恰是实现不讲理目的的最理性手段，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有足够警觉。

梦想和理性缺一不可

没有“梦想”的“理性”是消极而乏味的，没有“理性”的“梦想”是盲目而狂躁的。只有怀抱青春梦想，才能“不懈怠”；只有理性平和，才能“不折腾”；只有把梦想和理性结合起来，才能“不动摇”。

刚刚我们分别讲了青春梦想和理性平和的重要性。下面我想把这两方面放在一起，讲讲它们之间的互补性。

在这方面，李大钊关于青年和老人不同的社会责任，很值得重视。李大钊赞颂青春、崇尚现今，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老人的独特的社会责任。在李大钊看来，“青年贵能自立，尤贵能与老人协力；老人贵能自强，尤贵能与青年调和。”青年和老人各有特点、各有长处：“若为青年，则当鼓舞其活泼畅旺之气力，为社会摧除其沉滞之质积；若为老人，则当运用其稳静深沉之体验，为社会整理其善良之秩序。”可以这样说，当李大钊说“青年与老人之于社会，均为其构成之要素，缺一不可，而二者之间，尤宜竭尽其所长，相为助援，以助进社会之美利，文明之发展”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青春激情和成熟理性看做是对中华民族重新焕发青春必不可少的两种宝贵的精神资源。

在这方面，李大钊关于国人“尚情而不尚理”和“任力而不任法”的毛病的批评，尤其是梁漱溟关于中国文化既“幼稚”又“老衰”的问题的反省，值得专门提一下。梁漱溟像李大钊一样，一再强调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并以中国有一个“好讲理”传统而感到自豪。但他并不因此而回避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他说中国文化“时或显露幼稚”，是指个人自主少，而可笑迷信多。他又说中国文化有老衰的问题，是指原本极富生趣的礼俗制度，因历史太久，生趣渐薄，而逐渐丧失内在精神、变得顽固强硬。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看到的那些现象，或者是不懂得基本的行为规范，或者是不屑于坚守正面的价值理想，常常还是两种毛病兼具一身，大概也可以列入这种“幼稚老衰综合征”的范畴。

笼统地说，青春梦想和成熟理性对于中华腾飞缺一不可：没有“梦想”的“理性”是消极而乏味的，没有“理性”的“梦想”是盲目而狂躁的。具体地来说，在特定的时期，对特定的人群，哪个缺少，哪个就更加重要。党中央提出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要求，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只有怀抱青春梦想，才能“不懈怠”；只有理性平和，才能“不折腾”；只有把梦想和理性结合起来，才能“不动摇”，才能坚定不移地去追求科学理想，追求那些经过理性论证的理想目标。

（演讲时间：2013年4月20日，本文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