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腾飞也需要理性平和

我们提倡 “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呼吁要“理性维权”和“理性表达”，前者更多地诉诸普通民众，后者更多地诉诸知识精英，但它们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取决于我们对“理性”做什么样的理解。

在习近平等同志驻足细观的李大钊 《狱中自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前辈的少年梦想、青春激情，而且也可以看到他们所开创的那个事业的文化追求和理性关怀。《狱中自述》的最后一段，是李大钊在写完正文以后补写的：“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中，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都是大学教授，相比之下，陈独秀比李大钊更精通传统学问，而李大钊比陈独秀更熟悉现代知识。在1920年至1925年间，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和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其他不少大学开设了许多课程，如“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以及不少讲座，如“现代普选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学”等。李大钊最感兴趣的，是史学。1923年4月5日，李大钊在复旦大学做讲演，讨论史学以及史学与哲学的关系。李大钊认为，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而史学除了也能发挥类似作用以外，主要功能是教我们“踏实审慎”。

李大钊对“踏实审慎”的强调，表现之一是他在讲历史的时候把重点放在现在和未来上，而不是放在过去之上。李大钊说：“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李大钊的这段话写在他的一篇题为“今”的文章里，在他看来，“将来”固然比过去更美妙，但离开了今天的努力，将来只是一个空想。

在时间的三个向度当中，“现在”介于“过去”和“未来”的中间，李大钊在解释“中华”之为“中”的时候，不仅强调中华民族在空间上地处天下之中，而且强调中华青年要在时间上深切体会“时中之旨”：“旷观世界之历史，古往今来，变迁何极！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以今天为起点，超越过去，创造未来。

在李大钊的思想中，“中”不仅可以做时空上的理解，而且可以做义理上的理解。对这一点，鲁迅在一封谈论李大钊遗文集之发行的致友人信中，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佐证。在1933年6月写给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说，《守常文集》这本书，“我以为不如‘自由’印卖，好在这书是不会风行的，赤者嫌其颇白，白者怕其已赤，读者盖必寥寥，大约唯留心于文献者，始有意于此耳，一版如能卖完，已属如天之福也”。鲁迅担心，李大钊的立场，左派嫌其太右，而右派嫌其太左，两边都不会引李大钊为同道；在白热化斗争的时期，李大钊的书是不会引起太多人兴趣的。从李大钊的光荣一生中我们已经知道，李大钊并不是一个回避矛盾、害怕斗争的好好先生；被鲁迅描绘为“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的这位革命前辈，是像最勇敢的战士一样为正义事业不辞一死的。称李大钊为自己“至熟至熟之友”的现代中国大思想家梁漱溟，曾经这样形容李大钊的个性：“他是一个表面上非常温和的人，同大家一接触，人人都对他有好感，实际上骨子里头他也是很激烈的。”这个伟大生命不惜牺牲自己而为之激烈奋斗的，恰恰是一个友爱而讲理的社会，一个不偏激不极端的国家。李大钊的思想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心目中的中国之所以叫“中国”，不仅是因为它地处中心（其实对任何人来说，自己国家可以说都是地处中心的），而且是因为，第一，它时重当下而弃往迎来；第二，它道守中庸而不走极端——中国，因此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中道之国”。

这样一个“中道之国”，会让人想起古人所说的与“霸道”相对立的“王道”。阐述“王道”最著名的孟子的一段话，李大钊多次提到。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从1914年写的题为“政治对抗力之养成”的文章，到1923年写的“平民主义”一文，李大钊都引用了孟子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接着引用“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一句，估计是他不想简单地把“德”当做使人“心服”的根据。从他的上下文来看，李大钊认为使人“心服”的东西是“理”。这一点在李大钊讨论民主或“平民主义”的时候尤其明显。李大钊认为，“民主”固然与“多数人统治”密切相关，但那不是因为多数人的势力大，可以压制少数人，而是因为在公共生活中，一旦发生问题，“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以共同之认可。”讨论到了一定程度时，要通过表决或“取决”来检验讨论的结果，看看哪种观点让更多人觉得有理。因此，李大钊说：“在商讨之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之精神；在取决之后，少数宜有服从多数之义务。”这种意义上的“少数服从多数”，其含义并不是指少数人的势力屈服于多数人的势力，而是少数人按照他们先已同意的程序，认可了经过讨论而阐述清楚的多数人的道理。这种认可，就是一种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

这种意义上的“讲理的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理性的社会”，但“理性”这个词歧义很多，需要做一番说明。我们这几年一直提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这个观点在十八大报告中也已经写入。与此相呼应，主流媒体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要“理性维权”和“理性表达”，前者更多地诉诸普通民众，后者更多地诉诸知识精英，但它们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取决于我们对“理性”做什么样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