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备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吗？

现在每个人都关心中国未来的较快增长是否还有可能，未来是否具备再增长的能力。特别是，在需求条件上，中国未来是否可能释放和维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否在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对于这些问题，可分为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关于未来国内需求条件的变化趋势，特别是消费需求和储蓄率的变化，二是关于技术进步和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都与现在倍受关注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关，所以，下面的讨论也有助于回答为什么中国不太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维持未来较快增长的需求条件的问题。其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目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的严重不足。基于对当前需求不足的判断，多数人认为消费萎缩使得中国未来不足以再维持增长，而且增长即将“熄火”。

坦率地说，消费占比的下降一直是一个疑问。因为从数据上看，中国家庭消费开支的增长并不慢，这不仅是由于这些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率都超过了17%，也因为家庭在住房、教育、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养老等方面的开支增长更快，即使扣除价格因素，其增长率也看不出存在显著的落差。如果把中国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人均消费增长做一个对照就会发现，在相似高增长的阶段，中国的人均消费的增长明显好于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等。所以，过去10年出现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很让人费解。从官方数据上看，家庭在住房消费开支以及服务消费等方面的开支存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

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应该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是低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处在高增长和高积累的阶段，GDP里每年要拿出更多的部分去投资，搞建设，目的是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当然，就算消费占比在下降，那也只是比重的下降，不是绝对量的减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必要对中国未来的消费需求的释放表示悲观。

无论过去消费占比是否出现下降趋势，笔者相信未来的消费占比一定会不断提高。首先，因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社会的消费升级不可避免；其次，城市化的进程将不断释放住房消费的能量；第三，城市化的进程伴随教育、医疗健康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品的均等化，将大力推动未来服务消费的进一步增长；第四，随着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也会带动大量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的增长。

未来消费占比持续提高的结论还可以从国民储蓄率的未来变化中推断出来。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情况来看，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储蓄率上升转而下降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转变有关系，因为人口红利的存在会提高国民储蓄率，而人口红利的减退将降低国民储蓄率。根据已有的关于中国人口转变的研究和预测，中国在未来20年不可能继续保持这么高的国民储蓄率。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一个妇女平均生1.6个孩子，出生率是很低的。普查还发现，中国有1.776亿人口是在60岁以上，就是说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一样正在快速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越老龄化，国民储蓄率就会越低。实际上，如果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模式来推算，中国的主要储蓄者（也就是35到5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储蓄的峰值应该是在2010年前后。这意味着国民储蓄率的最高值也就在这几年见顶了，之后只会降下来而不会持续上升。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定会逐步下降，不可能持续维持目前大约30%的水平。不仅家庭储蓄率要开始下降，而且因为政府的社会保障、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消费项目开支增加，也必然会降低政府的公共储蓄率，提高政府公共消费的占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的基本建设和资本形成的高峰期可能也就再有15到20年的时间，这对中国经济收敛于高收入发达国家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看，过了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太可能高于5%，虽然到那时消费需求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中国未来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提升到15000美元，甚至再到20000-30000美元的水平，必然要依赖技术和产业持续的升级换代。有意思的是，目前多数人较为悲观，很多人担心中国在未来未必能拥有实现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出现这样的担忧是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意，看到过去30年中国的技术进步还主要依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而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还不足。而且即使已经成为贸易大国，出口品的附加值率总体还不高。但问题在于看到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上的巨大差距，就能因此断定中国难以在未来保持较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势头吗？这样的思维方式不可取。正确的思维方法是观察中国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走过来的路径是否大体正常，中国的道路是否遵循了一般的经验规律。正常的思维是，在很多方面，中国不会例外。而例外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扭曲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

从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反观过去3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常明显，即使在贸易领域，出口产品的构成和技术复杂程度也在持续上升中。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罗德里克（Rodrik）教授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就曾发现，中国出口品的构成几乎与法国一样，从出口品的技术复杂性来推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比现在高出3倍才对。的确，与中国出口产品种类相似的那些国家，其人均GDP 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

当今世界是“平”的，技术进步与贸易密不可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分工格局已经转变为垂直分工为主，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进步不再是过去那种完全靠自己关门做研发的模式来推进。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国靠引进技术，特别是通过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并进行消化，最后发展出本土化的技术创新能力就是符合经验规律的。即使在加工贸易领域，看上去是用别人的技术，或者消化别人的技术，能做好也是不简单的。很多经验研究发现，国外的技术转移过来，要想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并取得带动技术本土化的效果，自己必须要具备良好的研发基础和消化能力。不可否认，得益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显然没有让人失望。

2011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出版了WTO 和日本亚洲研究所合作研究贸易模式变化的报告。这个报告使用日本亚洲研究所编制的涵盖9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印尼、韩国、中国台湾 、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的亚洲投入产出报表2008 年的数据，估算出9个经济体贸易加权的出口品的国内附加值率（即出口价值里国内附加值所占的比重）平均为72%。其中，新加坡的出口品中包含的国内附加值率为42%，中国台湾为53%；韩国为63%，泰国约为65%。根据他们的估计，中国大陆为63%，高于新加坡和台湾，与韩国和泰国相似。这说明，我国现在出口品中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已不算落后，反映出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绩。另外，报告提到，美国和日本2008年的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率相当接近，大约为85%左右。这说明，相对于发达的工业化经济而言，中国新兴工业化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的出口附加值率总体而言还相对较低，这是正常的现象。意味着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力还有待提高，特别是提高资本密集和技术复杂行业的附加值率，持续降低加工出口的比重。

从国家层面来看，过去10多年，中国自上而下的科技发展和鼓励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也将大力提升中国的技术研发能力，这对于未来20年的技术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从OECD的经验来看，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达到1%的水平通常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但越过1%就会加速，这个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科技起飞”。以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1%这个标准来定义，中国已经进入到科技起飞的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已经达到1.7%，并很快提高到2%。目前中国研发投入的增长率大约为6%，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根据2006年国务院《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的估计，到2020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将从现在的1.7%达到2.5%，并将进口技术的比重从现在的50%下降到30%。规划还预测，中国新兴战略性产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将从现在的3%达到15%以上。现在中国在通讯领域里的技术升级和自主研发的能力已经获得比较大的发展，前几年中国通讯与信息部门制定的一些技术标准已经引起跨国公司的高度关注，甚至抗议，这说明未来的前沿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已指日可待。

所以，考虑到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开放贸易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垂直分工，消化转移的技术，不断增加在自主研发上的投入，应该相信我国在技术阶梯上实现快速上移、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未来站到技术的前沿是大有希望的。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