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强二机部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为原子弹研制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1962年11月29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曾决定加强二机部党和行政的领导力量，并选调了干部。［11］（p516）1963年3月19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在二机部建立政治部的问题。4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同意将中共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改成党委，由部党委加强对直属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并在二机部建立政治部。7月5日，陕西军区政治委员牛书申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7月24日，刘西尧被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同时，中央专门委员会还责成有关部委、省委，分别指定一名副部长、副书记直接过问与二机部的协作情况和问题，支持本省内各核工业单位的工作。
（四）全面检查原子弹研制工作第一线工程，监督“两年规划”的落实
1962年12月4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和批准了二机部提出的“两年规划”。会后，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的几位领导来北京开会，刘杰向他们传达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审议通过“两年规划”的情况，大家深受鼓舞，表示一定要坚决按照“两年规划”要求，千方百计完成任务。然而，也有人对“两年规划”能否实现心存疑虑，认为总目标及实现总目标的措施计划的制订缺乏客观根据，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对此，中央专门委员会非常重视，即刻责成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防科委组织联合检查组，以国防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为组长、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为副组长，对二机部各机关、基层工厂、矿山、设计院、研究所作出全面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工作组内部又有个别同志机械地按苏联专家所说的绝对工期计算，向周总理报告，说两年规划难以实现。”［13］（p334）三个多月后，刘西尧代表检查组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对检查结果作了汇报。检查组认为，“两年规划”的提出是根据几个主要生产厂的基本建设、生产技术和原子弹研究、设计和试制进度制定的。虽然现阶段的研制工作还存在大量问题和一些突出的薄弱环节，但若能从现在起就切实抓紧，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指出：“这一规划是全体职工同志努力的结果，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一定能够搞出来。”［11］(p541)通过这次系统的检查，不仅对当时的研制工作有了全面的了解，更对后来的研制进程有了客观的预见，打消了一些人对“两年规划”能否完成的疑虑，坚定了各方对胜利实现“两年规划”的信心。
（五）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作出周密部署
1963年下半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已经突破了重要理论和关键技术的难关，中央专门委员会开始着手安排首次核试验工作。1963年7月26日、2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将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的决定。鉴于我国铀浓缩厂已经生产出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性试验问题。1964年4月11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提出：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按九月十日前做好一切准备，等待中央常委派骨干到现场，试验时间由中央常委会决定。请国家气象局负责把气象预报搞准。”［11］（p633）9月16日、1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核爆炸的准备工作、预演总结、正式试验时间及其他有关问题。21日，周恩来将正式试验在10月进行的报告转交给毛泽东并附信说：急需中央在9月24日前对原子弹爆炸的具体时间作出决定，“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二十天；如决定明年四五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十月作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18］9月22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专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试的决定。翌日，周恩来约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开会，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对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和周密的部署。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这一声巨响打破了世界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维护了国家安全，巩固了世界和平，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中央专门委员会功不可没。回顾中国原子弹研制历程，不难看出，中国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攻破原子弹研制难关，离不开中央主要领导的亲自关心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统一协调和全力保障。中央专门委员会科学规划，全面协调，周密安排，出色地完成了全国大力协同进行原子弹研究和试验工作总指挥的重要任务。
［ 参 引 文 献 ］
［1］《贺龙文选》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1页。
［2］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8页。
［3］《聂荣臻科技文选》，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63页。
［5］《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页。
［6］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51页。
［7］《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62~563页。
［8］《罗瑞卿军事文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619页。
［9］《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0~1731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
［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12］《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13］《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
［14］《国务院关于为第二机械工业部抽调七百名技术工人的通知》，北京市档案馆：002-015-00506。
［15］《关于为二机部抽调三千三百名技术工人和技工学校毕业学生的通知》，北京市档案馆：002-020-00909。
［16］《1964年2月21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发给北京市人委的电报》，北京市档案馆：002-015-00506。
［17］《国务院批转第二机械工业部、劳动部、卫生部〈关于从事第二机械工业部放射性工作人员营养保健暂行规定〉》，北京市档案馆：002-015-00505。
［1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