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
　　　　　　　　　　　　　　　　　　　　　　　　　　　　　　　　　　　　　（韦伯（Max Weber），《宗教与世界》）

在上篇文章中，我们提到“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直接的表现是其人均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以最终达到并超过高收入国家标准，这事实就是一个中国是否能够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问题”。由于目前的高收入国家，基本是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以后形成的，因此要回答中国是否能够具有类似的经济增长经历并迈入高收入行列，就必须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现象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发生的。
　　　这样，我们先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即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解释进行了极其简要的回顾。现代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关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两次热潮，其结果是分别产生了以“索罗模型”为标志的传统增长理论，和以“内生增长模型”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罗默、卢卡斯等）。前者强调投资和物质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者则更为重视技术进步和创新和其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的根本作用。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诺斯等）则更进一步试图回答“技术进步和创新又是如何产生的？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安排会对技术进步、创新和社会财富的创造发挥怎样的作用？”。可以看到，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索，一直从资本到技术再到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演进，并不意味着后面的理论就全面超越了前面的理论，更不是说后面的理论结论就比前面的理论结论就更为正确。正如托马斯·库恩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指出的：“科学中的进步并非通往单一真理的简单直线。一个新理论之所以被选择来取代旧理论，与其说是因为真，还不如说是因为一种世界观的改变。我们所说的进步，体现去追求更为恰当的世界观念和更为融洽地与世界互动”。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不同解释，强调的是同一个极其复杂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之间并非一种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