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现象”时所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
　　　可以看到，在经济学理论的不断探索，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产生，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是重要的，接着认识到技术是重要的，再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正如目前坊间正热的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的著作《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一书，通篇在讲述政治和经济制度对于国富国穷的决定性意义。
　　　然而，对现代经济增长源泉的追问并未终结，人们继续要问：“制度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一些国家可以拥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但许多国家却不能？”经济学理论对于制度的产生和演进也做了很深入地分析，给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结论。经济学家往往从经济学的基本前提“理性人假设”出发，将制度的产生和演变理解成为个人和组织不断进行理性博弈的结果，即所谓的自发秩序不断演进的产物。例如哈耶克就认为市场秩序是自发秩序的最好例子之一，即它不是任何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
　　　经济学对于制度产生演进、乃至于现代经济增长现象的解释，常常是简洁有力、不可或缺的。然而正如我们刚才对于不同经济增长理论比较时所指出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往往强调的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也不例外。它这种基于理性人假设的观察视角在解释“现代经济增长”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经济社会发生全面深刻变化的复杂现象时，常常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这里的困难一方面来自经济学理论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终极价值观念难以有效把握。所谓终极价值观念，是指对于“人生意义、生命价值和宇宙起源”等终极问题的看法，终极价值观念的产生起源于人类主要文明的轴心时期，我们在以后的文章中将对此一重要概念展开详细的讨论。由于人们在进行社会行动时往往是受主观的愿望所驱使，即任何社会行动背后都有人的主观动机，而这种主观动机通常受到价值观念的支配，这里的价值观念不仅包括理性计算从而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即经济学所依赖的理性人观念），而且包括那些终极关怀所导致的人们应该如何行为的观念（例如秉持怎样的宗教信仰，就会有相应一整套的行为观念），而后者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往往是更根本的。当然，人们持有哪种终极关怀的信仰，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经济因素和理性计算的影响，但想要完全从利益计算来解释人们的宗教信仰，却是不可能的，“应然”领域的价值观念无法完全用“实然”领域的利益计算来推出。反过来，宗教因素在人类社会许多根本制度的起源和演进中，却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通常被认为是有利于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法治和私有财产权利，它们的产生和演变都离不开宗教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始于11世纪的教皇革命使得天主教会引入罗马法传统，从而真正奠定了西方的法治传统。伯尔曼（Harold Berman）在其名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曾对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有过极其精彩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