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钟捷

　　如何使不断专业化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意识在民众中得以推广，这是历史学承担的重要社会使命。在20世纪德国历史中，埃米尔·路德维希便是这样一位试图担负起史学大众化责任的公众史学家。

　　路德维希是德国魏玛时代“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德语作家”。这位犹太中产阶层家庭出身的法学博士，曾醉心于戏剧创作，一战后投身于历史传记写作。1920年—1933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歌德、伦勃朗、拿破仑、威廉二世、俾斯麦、耶稣、米开朗基罗、林肯、施利曼9本传记，还完成了一系列剧作和文章。据1930年的一项调查，在德语界最受欢迎的前5本作品中，他的两本历史传记位列第一和第五，被翻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25种语言。路德维希还曾给罗斯福、斯大林等同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做过访谈。因此，他被视作“新一代的普鲁塔克（罗马帝国时代的传记作家）”。在传记创作中，路德维希颇有新意地把原始档案材料与当时刚刚兴起的精神分析法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让所有伟人“像站在街上的那个人一样”，而不是“奥林匹亚山上的半神”。

　　路德维希的志向并不仅限于文学。他把自己的传记作品界定为历史学研究的“新学派”，即一种拥有“精神”的历史编纂方式。这种“精神”既体现在历史叙述一波三折的戏剧化效果中，更蕴藏着鲜明支持民主的共和主义立场。他在作品中公开讨论德国在一战爆发中的责任，严厉抨击右翼历史学家粉饰军国主义扩张野心的做法，明确主张用和平主义与民主共和的思想来教育青年一代。正因如此，在德国之外的舆论界，路德维希被称为“另一个德国的代表”，是歌德世界主义精神的继承者。

　　不过，路德维希的作品很快遭到了专业史学家的围攻。在上世纪20年代的德国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普鲁士学派。该学派在学术上强调考证，在政治上以中立为名，实质同保守的军国主义传统联系紧密。他们把路德维希等人的传记作品蔑称为 “历史纯文学”，是“业余爱好与毫无功底的、无考证特性的、五彩斑斓的混合物”，进而认为路德维希的成功标志着“德国社会精神状态的沉沦”。政界的攻击同样迅速而强大。外交家们或者阻止路德维希在当地开设讲座，或者直接将他排斥在诺贝尔奖候选名单之外。国会中的纳粹议员严辞抨击路德维希的作品“辱没了德意志人”。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的焚书行动中，路德维希的作品以“误解我们的历史，轻视我们历史中的伟大人物”的罪名被付之一炬。

　　此后，路德维希在德国逐渐淡出。1932年，他加入瑞士国籍，几年后流亡美国。作为罗斯福的德国政策顾问，他曾为二战后初期美国推行的强硬改造德国方案提供历史依据，是德国应承担“集体罪责”理论的坚定支持者。1948年，他在瑞士去世。

　　路德维希以其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至少为世界历史留下了两点值得认真思索的启示。一方面，这位传记作家的市场号召力对专业史学家的“曲高和寡”提出了严肃挑战。19世纪历史学的职业化进程带来了日益坚固的专业和通俗之间的界分，历史写作从此被视作专业史学家的禁脔。但考证缜密且包含微言大义的专业著作，却无法为生活在迅速变迁时代的普通读者提供清晰而明确的人生指南。路德维希反其道行之，懂得把握大众时代的精神脉搏，用心理传记的形式，通过历史伟人的举止，展示可供效仿的模板，而且文字优美，扣人心弦。而在今天，有些专业史学家放弃了史学大众化的责任，以致让自己的作品丧失了大众影响力，这是“历史学危机”的源头之一。另一方面，纠结在路德维希身上的争议同样反映了公众史学值得反思的种种问题。以展现“天赋”或“伟大个性”为名的传记式历史作品，往往只是提供了一副个人主义式的济世偏方，并不足以指出社会发展存在的真实困境及其解决方向。一些制造销售奇迹的著作，常常违背历史的求真精神，忽视甚至歪曲细节，哗众取宠地提供着各式秘闻野史。从这一点而言，此类公众史学家也没有完成史学大众化的责任，他们的声望或许一时直上云霄，但最终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公众史学常常被贬斥为“快餐文化”的主要原因。

　　“历史热”通常是社会变革的伴生物，反映了大众对于过去的当下意义和未来指向的期待与信任。路德维希的事例告诉我们，在史学大众化的道路上，专业史学家与公众史学家拥有着同样重要且应不断进行反思的责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办:解放日报理评部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