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溶素描

郭红松绘

前些时候，我们学校成立了生态文明研究院。有人说大喜事，怎么连个鞭炮都没放。2008年，校庆70周年，有校友愿意出资几十万元搞焰火晚会，我没同意，建议将钱捐给贫困学生。遇喜事放鞭炮是传统，现在，我们认识到放鞭炮不仅有安全隐患，更会带来环境污染。知道不好，为何不改进？

理论应为这类问题作答！20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今天，我欣慰自己的研究，能够为“美丽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撑，这是学者价值的体现。

人与环境的关系，怎么处理？

上世纪80年代，我研究生毕业回到湖南师范大学任教。正值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举旗组建伦理学学科队伍，他邀我加盟，并十分信任地将生态伦理学这个新的学术领域交给我。

生态保护应该是科技、法制与伦理三管齐下，缺一不可。为什么要保护生态，需要在伦理学上提供依据。

当时图书馆这方面资料少，研究起步艰难。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回想起两件小事。一次，我遇到来中国旅游的日本学生团，我问对中国印象如何？他们告诉我：“中国好大好大！杭州西湖好美好美！环境好脏好脏！”短短三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先富起来的同时，环境也开始脏起来，为什么会这样？而我在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求学期间，校方为改善学生住宿条件，提出在一个山头上新建宿舍。有学生提出宁可住得差一点，也不希望砍掉一棵树！砍树凸显人与环境的相处问题，怎么处理？理论上最佳的答案是什么？这么一联想，我立马兴奋起来，迷上了生态伦理学这个选题。

1990年，我以“生态伦理学”为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申报时，我没把握。申报目录中没有这一项；之前没有这种课题申报成功过；我自己原来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成果，都跟课题申报没有关联。没想到这次竟然申报成功。这说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眼光也是超前的。有幸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个生态伦理学课题的承担者，我备受鼓舞。《生态伦理学》书稿完成后，我找到出版社联系出版。编辑问：这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我答：是关于人与自然道德关系的学问。编辑不解。

书稿因此较长时间处于“待审”状态。这件事没有打击到我，相反，觉得生态伦理的研究势在必行。在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上，我们的选择需要提升。我们常以功利眼光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非功利往往才是最大的功利。

最终，书稿出版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拓者罗国杰先生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极为严峻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保护生态，加强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道德建设，十分重要。《生态伦理学》的出版提出了一个生态伦理学的体系框架，是我国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可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