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改变所谓的承包式分税制，就不可能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只有实行按常住人口均衡地方财力的分税制，才是完善分税制和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也才能推进新型城镇化和释放中国改革的最大红利?

张富泉：的确如此。改按国际惯例以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那么也就如同国际通常情况一样，人口在哪就业安置就能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农民进城既能创造财富把蛋糕做大，又能增加人口让蛋糕分得更多，还能带来消费增强经济拉动力。这样，沿海与城市经济发达区就会乐意接纳人口，中、西部内地人口有序迁徙的全国城乡区域统筹的新型城镇化即可顺利推进，也就圆了约4亿人口进城的“中国梦”！

对此，若从转变发展方式和扩大消费来看，按我国城镇人口消费(2005-2010)为乡村3.5倍计，增加4亿城镇人口则意味着全国消费在现有基数上翻番，仅消费品零售额每年就可增加20万亿元。加之在以往市场体制及运行机制缺位的情况下，进城打工者收入不能大量用于就业城市购房安置等长期性消费，致使巨大的消费资金转化为农村自建房等分散性投资的现象也将不复存在；再加上国家用于此种乱占滥建损坏耕地与环境的耕地整理与生态修复等必需的连带性投入，每年还可转化无序投资为长效消费共约10万个亿，这样加总起来仅消费一项每年就可增加30万亿元。由此而来，整个经济发展将进入消费为主动力的良性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将转上市场经济体制常态化运行的正轨，沿海城市地区将进一步成为产业与就业、人口与消费的集聚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几大上亿人口级现代化城市群和一批千万级人口中心城市的崛起，将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大大提升，整个改革产生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效益，即带给中国的巨大红利将不亚于再造一个沿海！

记者：看来改革承包式分税制，让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发挥全能作用，就能释放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请问您说的常住人口就是每年所统计的各省市区的人口吗？

张富泉：由于承包式分税制造成的“半市场化”胶着状态，劳动力实现市场化配置但人口却未能随之自由迁徙，现在无论是统计中的常住人口，还是公安部门登记的户籍人口，都与国际接轨分税制意义上的标准常住人口略有不同。比如，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省常住人口是1.04亿人，可户籍人口却只有8500万；相反，河南省户籍人口是1.04亿人，而常住人口却只有9400万。同样是1.04亿的人口大省，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差别这么大，显然是由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但人口不能随之迁徙的“半市场化”所致。河南劳动力流向外地把大量抚养人口留在户籍所在地，也就意味着该省纯劳动力输出与劳动财富的外溢；而广东省接纳外来劳动者在获得大量劳动财富的同时，也或多或少为之提供了部分公共服务或者说是公共服务的外溢。把这种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剥离出去，就是与国际市场经济接轨的分税制意义上的标准常住人口。

对此，邓小平在制定“三步走”战略部署时，还曾提出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的战略措施。即“前两步”内地顾全沿海率先开放发展的大局，实行东、中、西非均衡区域规划并采取财政承包制及分税制的非均衡区域政策，“让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圆满实现了用两个十年翻两番的预期。而进入“第三步”沿海服从内地共同富裕大局的战略目标期，按照“两个大局”的逻辑路径和区域非均衡与均衡发展相辅相反的悖理，则需从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上“反过来”，即将现省级为主的东、中、西纵向非均衡区域合纵连横，构建以珠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长江中上游共12省区市的泛珠三角、以长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中上游共10省区市的泛长三角、以环渤海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下游和华北东北共9省区市的大环渤海三大财税预算区，依托这一天然的财政经济均衡性区域“均衡三角”，在保持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不变、地方财政支配使用主体不变的前提下，改按国际惯例实行常住人口“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这里的“标准人”就是以上将统计常住人口中的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剔除出外的标准常住人口，因而实行“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实际上就是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规范完善的分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