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同盟会会员合影 论及辛亥革命，人们对它发生的背景、经过和伟大意义等津津乐道，而对于革命本身蕴含的现代性及其发育过程则鲜有探究。酝酿和发生辛亥革命的20世纪初期，是中国处于内外危机深重，国人强烈追求救亡和变革的时代；也是积数十年西风美雨冲刷洗礼，社会开始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刻。这一切使得这场革命中传统和现代性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或对抗、或转换的状况。事实上，深入研究其变化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中现代性的发育脉络。本文从主要领导力量、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确立的视角来探讨辛亥革命中现代性的发育特征。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起研究者对此问题的重视。 一 现代性广泛体现于科技器物、社会组织结构、国家法律制度等方面，但归根到底仍然要落实为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尤其是社会中因自我觉悟而形成组织化的群体的作为。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新式工商人士和新式知识分子（包括学生），可以认为是最具现代性的新群体。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商人群体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出口贸易的空前繁荣，新式工商业行业的不断出现，尤其是部分官员“由仕入商”，一些买办投资于民族资本企业，再加上少数手工业主采用机器生产，少数拥有土地和资金的地主向工商业者转化，使得新式商人群体迅速壮大，经济实力大为增长。伴随着政府振兴商务和奖励实业政策的陆续出台，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他们认为，社会“论人数以商界为至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故“今日之商家，实操我支那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太孟：《商业发达论》，《江苏》第3期）在这种社会和心理状况下，从1904年起，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的商会，得以把各地大小商人组织起来，在抵制洋货、维护利权、商办铁路和立宪运动中，成为重要力量。 几乎与此同时，随着废科举的呼吁及其最终实施，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风气的影响，以及新型文化事业的初兴，一些曾受旧式教育并转而投身新式学堂和新型文化事业的人，从外国教会在华开办的学校毕业的学生，还有曾在国外留学的青年，以及正在国内外中等以上学校读书的在校学生，逐渐形成中国社会的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一方面由于知识的更新和思想的解放，另一方面深感民族的危机和个人前途的渺茫，普遍处于忧患而又激昂的心理状态。以同乡、同学、同志为纽带的各种因素，使得他们形成初步的组织。到各种革命团体尤其是同盟会产生之后，先进知识分子们聚集在革命大旗之下，成为鼓动乃至投入革命的主力群体。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担负起救国的重任，时人指出，“具此能力者，果谁属乎？吾得而断言之曰：学生哉！学生哉！”认为新式知识分子才是中国“革新之健将”（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 陈天华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不仅已形成与过去不同的大有希望的团体，而且也产生了“中等社会”，而这一群体正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陈星台先生绝命书附跋》，《民报》第2号）正是出于“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的考虑，陈天华始终持有与立宪派合作、协调的愿望。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兴奋地函告南洋同志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此团体为秘密之团，所知者尚少，然如来投者陆续加多，将来总可得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有望矣。”（孙中山：《复陈楚楠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6—28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后来的情景果然如孙中山所料，同盟会迅速发展。胡汉民后来追述当年革命力量的构成情况也说：“以知识阶级（留学生与内地学生）为主体，次则流氓无产阶级（会党与失业农民）与华侨之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为多数之成份，而皆集于知识阶级旗帜之下。”（《胡汉民自传》，（台北）《革命文献》第3辑）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是辛亥革命的主导，是那场革命的亲历者，这是当时社会的共识。 新式工商群体则是收回利权运动和立宪请愿运动的主力，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们多数曾出钱出力出人，赞助革命，甚至参加了一些省级新政权的建设。但在国家层面的权力重构中，主要由同盟会和袁世凯两大势力所决定，故梁启超亦发现当时工商群体的政治代表“旧立宪党皆以自己主张失败，嗒然气尽”（梁启超：《与娴儿书》第342页，《梁任公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但无论是出于维护该群体的利益，还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前途，梁氏坚称，“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进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尽管有些底气不足，但他仍然强调，“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卒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之公言也。”（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5页） 改革开放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者，多数认为推翻清王朝确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更应该看到辛亥革命未能乘胜发展，仍在这些力“合”得不够持久不够紧密，所以同盟会内部和之后的国民党内部有分歧，革命派和旧立宪派有分歧，趋新者和旧官僚、政客、武人更有分歧。而“合短分长”的根本原因，也可以归结为当时的现代性还未能充分发展，各自的利益追求取代了现代民族国家应有的共同价值。此外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即充当了那场变革主体的两大群体——新式知识分子和新式工商群体——都集中在城市，这个背景决定了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城市的“中等社会”的革命，它有别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民革命，是历史和社会已具有一定现代性的表现。但是广大的中国乡村仍然是现代性稀缺的传统社会，而中国一切问题的内部根源在乡村，乡村没有改变，革命和建设就不可能成功。 二 中国人民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经历了从旧式民族国家观念（以族类、王朝为基础）到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以制度、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过渡，并最终以法制的形式完成了其现代性发育的转变。 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界包括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内均出现了民族国家和“国民意识”的觉醒。几乎同时掀起的“排满”宣传和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表面上双方针锋相对，但是通过论争，在国家认同上却实现了内容互补。如陈天华在批驳梁启超反对“排满”革命的立场同时表示，所谓的“排满”，实“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满洲民族，许为同等之国民。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故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陈星台先生绝命书附跋》，《民报》第2号）。章太炎也认为，“排满”并非基于历史传统的“复九世之仇”和针对满族人民，革命的目标是立足于现实并着眼于未来，即推翻帝制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实现国民的平等地位和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章太炎：《排满平议》，《民报》第21号）。深受梁启超、杨度的君主立宪主张影响的一群旗人宗室留日学生，1907年6月在东京创办了《大同报》。这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了解世界大势的少数民族青年，已经明确认识到，中国边疆和内地、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已经构成辱齿相依的生命共同体，他们一再强调“满汉平等”，要求“统合各族为一大国民”，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厘定法律制度（乌泽声：《大同报序》，《大同报》第1号），已显现出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性。 辛亥革命的爆发促使民族国家观念迅速转变，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很快就占据了明显的支配地位，国内民族界线淡化，民主共和观念迅速传播。武昌首义时，湖北军政府的文告中率先提出了“五族共和”。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土默特旗、乌审旗等地，亦较早或通过“实行区域地方自治”，或通过“和谈，决定一切照旧”等方式，化解了民族冲突。在一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甚至加入了同盟会的蒙古族青年的推动下，多数王公贵族、“宗室”、“都统”，纷纷表示接受民主共和，共同努力以造就蒙满藏回汉五大族之幸福。新生的国家政权，通过法制化的形式，将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固定下来。南京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郑重宣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主权在民及人民一律平等这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第一次出现在法律条文之中。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观念，是近现代社会的历史产物，正是通过辛亥革命最终把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传统的族类、王朝观念中解放出来，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法制化进程。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