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中国梦，我82岁时领衔挑战“高强度碳纤维”

聚丙烯腈高强度碳纤维是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人所发明，10年后大规模应用于飞机和导弹。中国起步也不晚，但只停留于实验室阶段。1975年，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召开全国性会议（7511会议）进行了全面部署。此后，计委、科委、国防工办又多次召开会议，一直到2000年也没生产出可供批量使用的碳纤维，863计划和973计划也都没列项，大家对能否攻克碳纤维这个难关失去了信心。

2000年，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我和曾经从事碳纤维管理工作的李克健商量，碳纤维的事不能不抓。于是，我们召集专家、政府部门和使用部门召开多次会议。最后，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不久，碳纤维被列为国家863计划的一个专项，拨款1亿元。作为首席顾问，我出了不少主意，最主要的是改变了拨款机制——不是把资金分发到相关单位，而是集中使用，形成“国家队”。最后，我总结了16个字：随机取样、集中测试、数据公开、优胜劣汰。没有半点虚假和人情，用了5年时间，T300碳纤维过关，批量生产立足于威海的一家民营企业，国家给予优惠贷款，建立了一条50吨的生产线，后来又扩大到千吨，满足了我国歼击机、直升机和大运输机的应用需求。另外，在科工局的支持下，导弹所需碳纤维也过了关。

军用碳纤维过关以后，民用碳纤维企业如雨后春笋，产能过剩且能耗高，在国际上并无竞争力。为此，我也曾召开过多次战略研讨会，并上书中央说明情况。军用碳纤维过关以后，日本碳纤维会大幅降价，为此我写信给军委领导，一要求国家继续扶持，二要求我国军用碳纤维不要走回头路，坚持采用国产碳纤维。最后，总装回复同意了我的意见。

为实现中国梦，我不断为国家航空工业的发展提建议，并得到采纳和实施

1983年，当我到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参观，了解到我国有制造大推力发动机的能力时，便上书给国务院领导，建议“加速研制大推力航空发动机，为21世纪的到来做准备”。后被批转到“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此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后来将其列为我国航空发动机研究的重点。十几年后该发动机投产，就是今天已批量生产的“太行”。201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94年，有资深专家提出要研制150座以上干线飞机，时任国务委员宋健批转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要求“对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作为技术科学部主任，我组织20多位院士和专家进行了现场考察和认真讨论，认为干线飞机已形成了国际垄断市场（空客和波音）；当时我国经济刚刚开始腾飞，财力不足，技术储备也不足，特别是国际适航证难以取得，于是建议加速支线飞机的研制，就是当今在上海投产的ARJ-21。

2003年，我国启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工作。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和国家科委的支持下，上海飞机制造公司在科委会议室提出要恢复“运10”的制造。“运10”基本与波音707相似，但得到了美国生产许可，并有自主知识产权。“运10”研制成功后，曾多次飞北京，也飞到拉萨，后来遗憾下马。在讨论过程中，我提出与其提“运10”，不如提“大飞机”，因为大飞机包括运输机、特种飞机（加油机、预警机等），是保护边疆和南海所急需，也可用于救灾。最后落实的情况是：大运输机与大客机共同列为大型飞机——“运20”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炉的。

获得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中央领导同志问我，为什么我国航空发动机上不去。我回答说，几个月后我给您写一个报告，说明原因并提出对策。经过上百名院士和专家半年多的讨论和调研，最后国家在已确定的16个科技重大专项外，又加入了一个“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重大专项。

为实现中国梦，我一直为国家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出谋划策。最近，“建立我国新材料体系”的建议被列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为17个重大专项外的又一个重大专项

根据有关资料，我国关键新材料的自给率只有14%。新材料是高端制造业的基础，也涉及国防，因此必须得到健康发展。我向中央写报告，不但阐明新材料的重要性，还提出发展新材料产业的机制，因而得到批准，现在正在实施论证阶段。

我这个人的特点是：平等待人，随遇而安，善于吸收别人意见，能充分发挥别人的作用。虽然不聪明，但很勤奋，95岁了，仍坚持每天工作8小时。最近，听说中国科协和中科院有一个科普讲座，我自告奋勇，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材料与社会”。95岁的年龄，虽然还没糊涂，但从体力来看，确实有些自不量力了。

（记者 张蕾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