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精神制约

中国要实现强国梦，抑或实现大国崛起的制约因素或瓶颈到底有哪些?

第一，缺少对人生意义的更为深刻理解，难以产生大国必备的赢得他人尊重的担当意识和行为。

由于文化品质和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很受局限，大多情况下限于物质和感官享受层面，对尊严和优雅等现代文明素质几近盲点。我们的很多官员与民众只知道权力贵族、财富贵族，不理解也不追求精神贵族。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社会金钱至上，但没有思考金钱背后还有什么，没有注意到每张美元上都印有“我们信仰上帝”!

每一个民族秉承的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尤其是一些民族性格的形成一定经历了长期的文化塑造的过程。西方人所讲的，“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都说明着同一个道理。其实，这其中又不能不让我们悟出一个规律，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品质，必造就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追求平等起家的，正是因此而获得拥戴，然而走到今天，却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以官位为核心的等级观念，这严重地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如果到美国的国家公墓，我们就会发现上至总统、五星上将，下至列兵，每个死者都占有同等大小的墓地、同等大小的墓碑。而在国内，你仰视官员的同时又会俯视劳动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一律被称为先生和女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体制机制上切断了权力、职位和利益的关联，总统、首相离职后也得自谋出路，其他所有政务官员退职后的第一要务是找饭碗。

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幸福指数不升反降?为此，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追问人为什么活着和该怎样活着的问题。或许有人认为，这种问题属于价值观的范畴，甚至为私德所关照，不关他人。问题是私德必然外化，成为处事原则与行为方式，特别是普遍性的个体行为必会化作群体行为，本国家本民族的行为必波及外部国家和民族。以备受诟病的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为例，关起门来做事的时候，特别是这些行为成为国民普遍无意识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是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高度影响世界，这时的不良效应就开始发酵。

第二，缺少对大国崛起本质和世界精神脉动的准确把握，难以产生占领人类文明制高点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中国之梦。以此号召全民激发出积极力量，有其必要性，但是更需强调的是，在凝聚民众力量的同时，还要帮助国民认清大国崛起的本质，尤其现代文明下的大国崛起的意义。比如，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经常出现，清代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唐代占40%，如此便有了“梦回大唐”、“万国来拜”、“纳贡称臣”，而这样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也反映在外部评价上。比如评价西方国家的行为基本上是功利评价，但如此一来，难免别人反过来会认为，中国一旦强大，必定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并不会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

有一个思想理论我们未必已真正理解且把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善于把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这原本是一个影响党的执政方式，同时引领大众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的思想理论。由于政治观方面的制约，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新中国成立为价值起点，同时以此标定历史。这在阶级对抗时期是正确的，但在阶级斗争熄灭、阶级对抗不再、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进入执政阶段，我们就必须考虑这种划线会不会切断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问题，至少会形成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接受，进而导致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久而久之还会造就出缺少辩证思维的不理性的国民。举例来看，不承认以国家意志条约的方式割让的领土，那么以国家意志开拓来的领域是否承认?我们经常讲不承认腐朽没落的晚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那么是否承认满清早期开拓的疆土?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是否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是否承认新中国成立后出让给越南、朝鲜乃至俄国、印度等国家的土地?如果承认后者不承认前者，并且追溯百年前的割让国土，是否有说服力?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颠覆历史，而是我们需要更理性和更辩证地思考问题。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教育、仇恨教育，民众形成了特有的价值系统与价值取向，虽然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国社会和民众已经不再凡事以阶级斗争的马首是瞻，但冷战思维还是严重地存在于一些人的思想深处，再加上弱国心态与民族主义，难免会与西方世界发生冲撞。我们习惯讲谁在百年前伤害过我们，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这种观念和思维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决定的，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时，仍然要求主赦免施暴者的罪恶。西方人很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盯着百年前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半个世纪前日本侵略中国，那些人都已经作古了，怎么能把仇恨转嫁到毫不相干的这一代人身上?这其中的道理引人思考。

第三，受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心理的羁绊，难以形成世界眼光和胸怀，无法产生支撑国家崛起的文化创造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看问题，强调要有更加宽阔的胸怀，这是很有针对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依赖土地、高度亲近土地的民族。当年英国人到中国，看到富可敌国的买办的社会地位竟然比不上一个拥有几百亩地的土财主，大为惊诧，这其实是拜历代封建王朝所赐。北魏的保甲制强迫人们与土地结缘，明代的特务统治进一步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其间秉承的价值观一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直至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我们仍然在土地上沉睡，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中原的土地情结和农业文明，把每一个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同化掉;败则败在文明虽早，但终于无缘受到崛起的海洋文明的浸润，把自己封闭于一个大的圈子内，很难超越。

亲近土地的结果之一是熟人道德与面子意识，这恰恰抑制了包容性和创造力。尽管欧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神学的千年统治，但由于有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一批思想和艺术巨人，将人文主义旗帜高高举起，个性得以解放，愚昧迷信被横扫，人成了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因而价值和尊严得到张扬，再加上长期的多元价值观并存，谁都不能以权力压人，只能用思想征服人，如此便奠定了批评的传统和习惯。哲学家笛卡尔把《哲学沉思录》手稿寄给一些学者征求意见，霍布斯看后写文章批评，笛卡尔在该书出版时将霍布斯的诘难连同自己的回复一起作为附录付印。不仅如此，霍布斯的《论公民》出版后，笛卡尔还大加赞扬。

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直没有实现人性的彻底解放，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有形的三座大山，但无形的思想和精神领域的三座大山一直没有清除，而没有人格尊严的民族，智慧和创造力是不可能真正激发出来。

塑造中国精神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中国实现崛起离不开精神的力量，问题在于精神力量从哪里来，其间要做的工作有很多，这里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更大的包容度推动更多思想家的产生，以获得强有力的思想引领，进而激发精神。

思想家如何才能产生出来?自身的努力是前提，只有不断修养才能够产生为国家、为民族担当的情怀，才会有高远的境界，进而产生超前超远的思想。同时执政者的包容与社会的宽容是关键，因为有思想家及其思想，没有环境条件同样无法保证其作用的发挥。这些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相通的，只是在中国表现得更突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驯化知识分子，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大的焚书事件就有十数次之多，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焚书的目的就是想控制思想，到了现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拥有比西方更大的思想包容度，但各种原因导致外部挑战和压力从未间断，于是为了保证主导思想的绝对优势，始终限制与之相左的思想，有时甚至出现错杀。西方则不同，诸多原因决定着西方一直占据着思想的高地，拥有着思想理论的主导力。

既然宽容和包容思想家及其思想十分重要，那么我们就需要做两项工作。一是更新观念，做到“把党的思想化为国家意志”，真正适应多元的时代与开放的社会，适应网络等新媒体的到来，学会思考和求异。二是让最有思想的人从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不断改善管理者的人文品质，因为自己有思想便不怕别人有思想，就会支持别人产生思想。如果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者多是思想僵化、不思进取，且把弄权作为乐趣的人，就不要寄希望于中国出现思想的辉煌。

第二，解构神性、人性、兽性，弄清生命的意义，确立民族性与普世性相结合的核心价值观，为人性觉醒和神性张扬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特别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找到精神力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的入手在于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这就意味着我们建设党员干部的精神大厦，必须着眼于利益关系，物质和精神原本就是一个平衡与互换，物质利益区分好了，精神追求就会得到加强。具体地说，如果官员失去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必然追求社会价值和道德形象，目前情况不理想，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形成了负面诱导。所以，重构利益价值坐标对于缓解社会的紧张十分重要，在中国，只有形成文化创造的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财富创造的企业家，社会管理的政府官员“三驾马车”并行，才会实现有效分流，才会让人们各得其所。当各个职业领域都可以获得社会价值和精神享受后，才不会扭曲自己，精神空间才会丰富而充实。

另一个是要为社会大众找到精神力的增长点。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社会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有很大的差异。西方的文明有两个源头，基督教的博爱教育下的精神力量多不从仇恨的角度激发，而是从道义和责任上激发，这就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异。他们的军人有时并不因为是敌人而忽略英雄，他们会敬仰勇敢的敌人，日本军人就向抗日英雄杨靖宇和狼牙山五壮士鞠躬，这不是鼓励对手消灭自己，而是让自己的官兵崇尚英雄。西方人并不因为失败而轻看打了败仗的人，他们甚至会奖赏被俘者。我们的力量来自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在世界发生重要变化，我们要求他人不能再有冷战思维时，自己也不应停留于冷战思维，我们必须以博爱之精神、责任之担当提升自己的大国情怀。

第三，以新政治观突破思想和观念制约，强化自身优势，建立起富于时代特征、满足现实需要的精神体系。

所谓新政治观强调的是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后，我们原有的政治观已经无法有效解读变化了的世界。原有的支撑我们精神大厦的核心是共产主义信仰，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理论的突破，我们已经不再追求消灭资本主义，十二大党章就删除了国际共运的内容，中央领导人出访也明确强调，“我们不输出革命”，再加上“命运共同体”的最新表述，自然给人们以共产主义无法实现的感觉。当一种精神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后，也便失去了魅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又不可能放弃共产主义，因为放弃的结果就是唯功利目标，只有眼前目标而没有远大目标。既然共产党的优势在远大目标，而过去的实现途径已经切断，那么我们就需要开拓新路，让追随者感知认知，进而追随。这个工程是宏大而艰难的，其过程与结果都涉及新政治观的确立，别无他途。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