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公共空间创造公民精神

强烈的公民精神只能通过公共空间创造出来，而公共空间是在不同社区的不同人相互交流，并拥有对整个城市的共同关心的情况下形成的。把各种纽约人团结起来的公共空间观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棋盘街道布局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制订公园的计划。对这个城市最富裕的公民来说，这没有什么，他们可以到华盛顿广场散步(那里是19世纪社会精英聚会的场所)。其他纽约人不得不到公墓去，在那里才能与大自然接触。1844年，著名记者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写了一篇社论，呼吁为包括新移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建造新的公园。13年后，腓特烈·奥姆斯特德和卡尔弗特·沃克斯在竞赛中脱颖而出，设计了最大和最昂贵的公园。奥姆斯特德的早期作品就表达过对英格兰公园的羡慕，“在那里，花园的特权被所有阶级平等分享。确实有一些人由仆人伺候，由马车接送，但大部分人是普通民众，有带着孩子的妇女，有病人还有地位低下的劳动者的妻子。”所以，他设计了一个庞大的公共绿地，“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出身高贵者还是个人奋斗者，都受到吸引，受到鼓励去相互融合。”中央公园在1858年开放，很快取得巨大成功，吸引了千百万参观者，他们在这里相互交流，表达对公园和整个城市的自豪。

人们可能问，公民精神在实际生活中重要吗?平常或许不重要，但在城市最需要公民精神的时候，纽约人已经表现出这种精神。2001年9月11日，香港。已经是深夜了。妻子和孩子已经入睡，我打开了电视。里面好像在播放灾难片，就像《火烧摩天楼》，没意思。我换到另外一个频道，还是同一部电影。这次，我意识到不是在看电影。世界贸易中心遭到攻击，双子塔已经倒塌，数千人死亡，还包括400名消防队员、警察和其他救助队员。这比我能想象的任何灾难电影都更加恐怖。

恐怖分子袭击后，公民精神以最强烈的形式再次呈现。“纽约充满怨恨的种族关系骤然缓解，从前以和警察冲突定义自身的社区，能够感受到公民身份的共同意识。城市的消防员成为每个人眼中的英雄。”从前被认为是好斗的、喜欢道德说教的、具有深刻党派偏见的市长朱利安尼迅速转变成为坚定的充满感情的领袖，走在街上不时得到民众的欢呼喝彩。最大的灵感来自普通纽约人的深切悲痛：火灾现场外面公园里临时性的纪念留言和燃烧的蜡烛，几乎每个公寓大楼窗户上悬挂的美国国旗。一个多月以来，沿着西区高速公路，白天黑夜每个小时都有人坚定地守着，在过往遗迹现场的路上举着手写的标志牌为救援人员欢呼。最感动人和最美好的是，沿着教堂(圣保罗大教堂)的墙，在柱子上和教堂座位上张贴的是美国各地小朋友写的信和卡片，上面画有鲜艳的图画，如鹰、消防员、遭受攻击的大楼、美国国旗。它们表达了希望、信心和感激等信息。“谢谢，你是我的英雄。人死了，我很难过。谢谢你救人。我爱这个城市。上帝保佑美国。”

公民精神的最完美体现就是在危机时刻。出售“我爱纽约”口号的努力或许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城市品牌塑造活动。但它的成功建立在人们对这个城市及其生活方式的真诚的爱的基础上。纽约风格的公民精神限制了对个人抱负的追求，如果没有了共同体意识，纽约早就被另外一个世界首都超越了。

【Daniel A. Bell 贝淡宁：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常年旅居香港、新加坡和北京。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志远人文艺术学院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授和比较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Avner De-Shalit 艾维纳·德夏里特：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马克斯·坎佩尔曼民主和人权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