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谈一谈您正在读的一本书，选择这样一本书是否有特殊原因？
　　房宁：在时下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诸多论争中，如何认识和有效应对腐败问题无疑是一大热门话题。值得反思的是，一些人在认识外部世界时经常出现“对象化”倾向，即把自身需要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转向西方，认为效仿西方体制是解决问题的终极答案。在这些事关大局和方向的重大问题上，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原创性的见解和启示。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现代化既是物质生产过程，也必然伴随着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而且往往会伴生着腐败易发高发现象。工业化、现代化将所有社会成员卷入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之中，人们渴望实现流动、改变身份、拥有财富，其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条是经济途径或者说生产性激励渠道，即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其价值追求；另一条是政治途径或者说分配性激励渠道，即通过政治活动、集体行动来争取政治权力，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以便获取利益。在这一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开放政治权力，无疑就是开放社会流动的政治途径，必然引起各个社会群体和集团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社会进程主题转向政治斗争，结果往往是社会动荡，甚至引发社会集团竞相通过政治参与牟利寻租。走出腐败高发期，最根本、最现实也最有效的两条路径是：让公共权力与政治责任挂钩，让政治权力与私人利益脱钩。
　　在一项为期三年的“东亚政治发展研究”项目中，我们通过对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发展环境相近的东亚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证研究亦发现：工业化进程中注重分配性激励，“权利与权力双重开放”模式所引起的政治争夺效应，是造成社会转型期腐败高发的重要诱因。如相互竞争的政党经常以反腐败为政治斗争武器相互攻击，同时又以政治迫害为由，将腐败问题政治化以躲避攻击。最终，以反腐败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各方又会以政治妥协代替和避免法律制裁，以政治交易结束利用反腐败名义进行的相互伤害。反之，在工业化进程中开放权利通道，而关闭权力通道，则有利于把社会参与的潮流导向生产活动和经济领域，引领社会群体与集团通过经济行为、经营活动争取社会流动、身份改变和占有财富的机会，而不是通过政治性活动结党营私、相互倾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以生产性激励模式为主的道路更有利于后发国家的经济繁荣、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也与《走出腐败高发期》一书作者的研究成果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