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不失为探寻腐败根源问题的一种解释，那么相应的，解决腐败问题的一条途径是加快完善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您对此怎么看？
　　房宁：从抽象意义上说，古今中外的腐败形态各异，但有三要素大体不变：动力、机会和成本。全球化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腐败的动力源于工业化阶段迅速增加的财富以及财富分配差距在国家公职人员心理上形成的落差，这种心理落差总会突破一些人的心理防线和道德底线，并造成潜在的利益冲突和腐败诱因；腐败的机会则源于频繁发生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在“建设财政”条件下，现金流、物资流巨大而且频繁，交易机会众多，客观上为腐败行为提供了机会；腐败的成本实际上就是反腐败的力度，反腐败的力度越大，腐败分子的风险就越大，一旦暴露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这就是腐败行为的成本。在我国现阶段，腐败问题很大程度上面临高动力、多机会和严处罚的形势。腐败作为“社会之癌”不是由一个原因所造成的，治理腐败同样不可能“一方治百病”。
　　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腐败工作是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绝佳“视窗”。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是“三统一”的民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给人民以自由，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当然要通过法治手段来实现。党的领导要维持动态平衡，让社会通过一个核心来运转，而不是片面地通过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的博弈来实现。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业已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参与”的反腐工作格局，其实质是由政治核心驱动的顶层治理模式。由此，在廉政建设中推动政治发展，在政治发展中促进廉政建设，在有序政治参与中统筹兼顾改革、发展、稳定和民主的关系，不断净化政治生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是以问题推动制度建设。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往往和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政治制度就是在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的实践中逐渐地规范化，成为一种制度或者法律。针对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来讲更稳妥。一种矛盾、一个事件、一个问题的解决，第一次是先例，第二次是惯例，第三次是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的明朝在腐败高发期中被关外铁骑改朝换代、“破产关门”，英国和美国却在全球化起潮期完成了大国崛起的特殊“接力”。面对腐败高发和社会动荡的问题叠加，之所以有的国家政权能成功重组，有的却惨然倒闭，关键在于能否针对“问题域”进行有效管用的顶层设计与创新。
　　记者：您认为反腐败工作应做好怎样的顶层设计？
　　房宁：我们必须在党内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实现经济基础变革与上层建筑改革的良性互动，以应对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复杂化的挑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预防和化解利益相关性和非利益相关性冲突，防止利益冲突背后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滋生蔓延，使得经济社会在发展转型中实现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