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也是转机

权力与信任的关系目前学术界研究的很少。有人认为，横向上可以有信任与合作，纵向上只有权力与服从。但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这么绝对。

在传统中国，诚而有信——诚信，是一种道德要求。传统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通过道德的力量为主的“王道”——文化领导权，来进行社会治理，相信“教化”所带来的个人道德伦理自律能使社会稳定。但儒家对社会的分析使人相信，即便讲究“德治”也需要有法律。帝制中国虽然通过灌输儒家伦理纲常来强调对民众的教化，但主要的还是强调对精英的培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却是可以“化之”。于是，精英教化成了社会流动的必需条件。传统中国是身份社会，“礼”是划分庶民与精英的分水岭。

毋须讳言，许多人忧虑当今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信任缺失，人们每天都在质疑——从吃的、用的、玩的，到决策者与治理者。这种对一切不信任的现状无疑与社会转型有莫大关系。

信任缺失的社会现状使得不少人有了些怀旧的情绪。然而，历史经验证明，在集权的社会里，表面上的相互信任和社会的井然有序都是欺骗性的，且不说集权政治所带来的社会灾难。同样，在政治高压的时代里，真正意义上的信任除了家人和极小圈子的朋友之外，是不存在的。

今天的中国政治非往日可比，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强势和无所不在，公民社会也初见端倪，尽管人们的公民身份还不完整。然而，当下所存在着一些涉及到信任的社会问题和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使我们不得不问，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过去的权力结构所留下的一些东西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个问题恐非有专门研究才能回答。

很多人都有在车站或者其他一些公共场所遇到票贩子和制作假证件者的经验，而且这些人还明目张胆地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四处张贴涂写，这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这种情形是供需关系所决定的。试想，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怎么会有人以此谋生？假票证市场的存在说明了制度上的缺陷，而这一缺陷反映的则是信任的问题。

以教育部有关留学回国求职者的认证流程为例，你除了提供学位证书之外，还得提供毕业学校有效性的认证——即使你来自人所共知的世界著名大学，也被要求为你的母校提供其合法存在的公证证书。在这些繁琐要求的背后，其实是“有罪”推定——每一人都是不诚实的。在信息社会里，审核一个人身份背景的可靠性有这么难？

对此，无非两种清形可能发生。第一，正派的申请人会有被羞辱的感觉，尽管他们会按部就班地走程序；第二，给欺世盗名者提供方便之门。任何证件和认证其实都无法提供绝对保证，因为一切都可以造假。这就是为什么假票证有市场。所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杜绝风险是愚蠢的。一个法制缺失的社会，潜规则必然盛行，从而无法保证所有的造假者都能受到必要的法律惩处。这就是中国社会无法杜绝各类造假的重要原因。

涉及诚信或者信任问题的，还有很多，如各类“讹人”事件、食品安全问题、打假球、卖假药、过度医疗、学术造假等等，中国现在处于“信任危机”之中绝非危言耸听。但是，危机也意味着转机，意味着置于死地而后生。如何抓住这一转机是决策者和民众共同的任务。信任不是个道德问题，但唯有有道德者，方能获得信任。只有法律，才能对各种造假和不诚信行为有威慑作用。唯有此，信任才能起到所谓的社会润滑剂的作用，社会才能重建信任。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 范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