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说全球化本身是错误的，更不能武断地将腐败的根源归结于全球化。然而，如果不能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腐败问题的发生，反腐斗争所射出的飞矢便有“脱靶”的可能。该书谈及的“腐败与全球变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全球变暖背后隐藏着碳排放权的争夺，而“碳排放权交易”的腐败行为则严重影响了“减碳”这一国际共识的达成。在应对全球变暖、消除“碳交易”腐败的问题上，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任一方的单方面行动，都无法阻止腐败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作者是“透明国际”（简称TI）的创建者之一。自1993年成立以来，“透明国际”这个全球最大的反腐NGO一直致力于推动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合作，并每年发布一次“清廉指数”排行榜。不过，一些在排行榜上靠后的国家却不时质疑该组织的公正性，甚至认为它“拿谁的钱为谁说话”。而该书似乎也难以免除读者心中的这一疑虑——实际上，书中所列的腐败案例几乎全部来自于亚非拉国家，这不免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腐败仅仅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而所谓“全球腐败”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的腐败”。

当然，作者并非没有论及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腐败中的作用。在他看来，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秘鲁、扎伊尔和印度尼西亚的严重腐败状况，正是源于冷战思维下西方国家对“反共”联盟的推进。在亚非拉国家大规模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美国的政治力量介入其中，由于感到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美国政府十分乐意看到右翼势力掌控政权，于是，一批持“反苏”立场的政治家纷纷上台，并长期领导着政坛。相应的，这些政权所滋生的腐败问题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以至于在某些国家出现了自上而下的“全民腐败”，秘鲁的贝朗德政权、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和印尼的苏加诺政权，莫不如此。

那么，中国的腐败问题又如何？中国的腐败在全球视野中居于什么位置？应当承认，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反腐斗争的特殊性，因而书中所述的反腐经验未必都适用于当代中国（例如新加坡经验）。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新出现的腐败问题，的确有着诸多“与国际接轨”的特征。实际上，新世纪中国的反腐斗争，和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已截然不同，和上世纪80年代的反“官倒”也有不小的差异，相较以往，中国的腐败问题日趋国际化，因而反腐斗争也就必须引入全球性的视角，从“全球腐败”的大背景中来改进反腐的制度与手段，这便是《全球腐败》一书给予我们的启示。

《全球腐败》 【英】劳伦斯·科克罗夫特著 黄国富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