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人们担心，征收房产税将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您觉得呢？

董藩：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税费负担很重，全世界只有中国财税收入会以每年30%左右的速度疯狂上涨。这些本期的税费负担会影响下一个生产周期的供求关系，进而影响价格，间接转移给了买房人或承租者。

贾康：中国未来的房产税，绝不可能覆盖低端人群。房产税改革应该是坚持只调节高端，这个非常重要。希望有关部门在研究之后，能够尽快明确政策要点，即属于基本生活住房的部分就不收税，给广大普通百姓一颗“定心丸”。但是超过了基本的标准，就要按照累进税率来收税。这样，抑制的主要是投机性炒房，使富裕阶层按“支付能力原则”为国库多做一点贡献，从而优化收入分配。

能否变土地财政为房产税财政？

中国青年报：有一种观点认为，房产税实际上不合法理，因为税收的目的是对土地所有人进行征税，但是中国的土地不是私有制，而且在购房时，购房人已支付了包含在房价中的土地出让金，再年年交房产税，属于重复征收。对此您怎么看？

董藩：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人就是我。房产税是一种财产税，是针对房地产这种特殊的增值性私有财产征收的。房地产的增值源于土地的增值，而地上建筑物是贬值的，因为每年都在折旧。在中国，由于土地没有私有化，征收房产税的条件根本不具备，强行征收法理不通。在征收房产税之前，是否要先把这些法理说清楚？

贾康：土地出让金的性质是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即国家凭借所有者身份，对使用权持有人收取的地租。而房产税，其性质是在不动产保有环节上，使用权持有人所必须缴纳的法定税负，收取者（国家）凭借的是社会管理者的政治权力。“租”与“税”两者是可以合理匹配、并行不悖的关系，不存在所谓不可克服的“法理障碍”和“不能容忍的重复征收”问题。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考虑采取老地老办法、新地新办法区别对待，在税务上作出必要的差异化处理。

中国青年报：房产税是否将会代替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董藩：取消土地出让金现在不可能。这是地方政府目前最大的收入来源，如果一下子取消，改为房产税，那地方财政立马大跳水。假设以前能收100亿，房产税一年最多1.5个亿，地方财政不饿死了？

贾康：目前的土地财政，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从交易环节中一次性尽可能多地收取资金，来支持本届政府的政绩，长期看有寅吃卯粮的不可持续性：地皮批光了，财源就完全没了着落。而有了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地方政府筹资的内在动力，会驱使地方政府尽心尽力地优化本地投资环境，提升本地公共服务水平。因此，房产税不仅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对于财政体制的完善更是有着深远意义。我们不要只看试点开始时的年度增收额，要从长远来看。

房产税试点效果如何？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房产税在上海和重庆的试点是否取得了成效？请简单点评一下这两地的房产税实践情况。

董藩：按照《立法法》规定，除基本法外，财政、税收、金融、海关、外贸这五个方面的法规，都是由全国人大来制定的，在特殊情况下，人大可以授权国务院先行，叫“暂行条例”。目前房产税是没有得到人大授权的，即使有授权，这个权力也决不允许下移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意图乱解释，也是违法的。

重庆也好，上海也好，他们搞的不叫房产税，房产税是不管你交易不交易，每年都要交，是对你这个存量资产的价值额征收的。上海、重庆不是这样。

贾康：在上海、重庆试点的房产税改革，在房地产调控、收入分配优化方面已经产生了正面效果。

我国房产税是已经走了人大立法程序的一个税种，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细则，目前的试点正是在授权之下地方层面的先行先试。在重庆、上海率先试点的房产税改革具有现实意义，他们突破了官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潜规则，敢为天下先，值得肯定。不能要求一开始效果多么明显，需要先相对柔性地切入，再提升调控效率。两地都有意在方案设计上考虑适当减少对社会的冲击和纳税人的压力，两地的试点已显示的效果也值得充分肯定，比如高端房产的成交价都有趋稳表现。这种平稳还影响了人们的心理预期，今后这种影响会有更多的体现。

具体来看，在两地试点中，重庆只是针对存量里面的最高端产品，即所谓的花园洋房、独立别墅，还给了180平方米的起征点。上海是只涉及增量，基础税率有0.4%、0.6%两档，通过经济手段在市场竞争中引导供求双方的博弈，于无形中使市场上的成交价趋向平稳。

从试点效果来看，房产税无疑已带来了资源配置的优化效应，特别是上海以0.4%的低税率把许多买主引向中心区的周边，产生了过去多年求之不得的土地利用格局优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