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阻力在法律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剩下的只能是像南京的那个大妈那样去诡辩了。阻碍的理由无非有三：其一，闯红灯的人非常多，很多人已经养成闯红灯的习惯，处罚应该考虑到这个国情，法不责众，治理应该循序渐进；其二，以前闯红灯怎么不罚，现在突然开罚，让人受不了，不应该“运动式执法”；其三，交通规则存在问题，很多路口通行信号灯太短，或者机动车不讲规则，如果不闯红灯就很难过马路，行人是弱者，不应该处罚行人。其四，闯红灯只是一种不文明陋习，不应该以罚款方式去治理。

显然，这四个理由都是胡搅蛮缠，毫无道理。其一，违法的人多，并不就有了正当性；其二，以前闯红灯未被处罚，是法律执行不够，并非以前就可以闯红灯；其三，不能为“守法”设置条件，即使交通规则有问题，即使行人与机动车在路权分配上有问题，也不能成为可以违规闯红灯的理由。法律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和立法程序去矫正，有问题的法律在修改前也应该遵守，这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其四，不要再以轻飘飘的“不文明陋习”去辩护，闯红灯本身就是“交通违法行为”。

众多阻挠的理由归结到一条：这是长期以来交通管理中“弹簧式执法”惯出来的毛病。如果从法律实施开始，就严格执法，对过马路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就没这么多理由了。可管理部门执法不严，先没把行人闯红灯当回事，行人当然也就有法不依，甚至误以为“红灯可以闯的，不闯才是傻瓜”。执法者的娇惯和纵容，最终使得行人不把红灯放在眼里，竭力阻碍“严查闯红灯”。

此前，管理部门已进行过多轮闯红灯治理，可在这种惯出来的巨大阻力下都流产了。越是“作罢”，越是继续娇惯，越是给闯红灯者一种错误的暗示：只要民间阻力足够大，就可以绑架官方，官方对闯红灯的治理就不得不作罢。

终结这种怪圈，惟有持之以恒的严格执法。每一次“一阵风后便作罢”，都会让下一次的治理更加艰难，阻力更大。“行人闯红灯”这种最庸常的、处处可见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治不了，何以能建成什么法治社会？连严查闯红灯这种小事上都没有执法的韧性，这种“微利益”的阻力都突破不了，又何以能树立国人对法律的信仰？闯红灯问题只是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没有不可以突破的阻力，阻力都是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