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癖”是德国社会自我净化的原始驱动力

博士头衔如此被崇尚，要求如此严苛，因此，一旦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德国社会是不能容忍的。

说到这个，所有受访者无一例外地要提到一个词——“洁癖”，并认为这是德国社会自我净化的原始驱动力。

李克说，在学术规范上，“引用不充分”等在别的国家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在德国就有可能会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德国的学术界有自我净化的能力，像古滕贝格博士论文的东窗事发，就是由不莱梅大学法学教授菲舍尔·莱斯卡诺和法兰克福大学法学专家费利克斯·汉施曼一起在《法学批评》杂志上撰文揭露的。

莱斯卡诺对媒体称，他在对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进行审查时，根据习惯将其中的段落放在谷歌中搜索，结果发现，古滕贝格博士论文中的一段，和2003年刊载于《新苏黎世报》周日版上的一篇文章以及列支敦士登学院2004年发表的一篇报告几乎没有两样，但古滕贝格没有注明出处。

更详细的审查后，莱斯卡诺判定，这篇长达475页、题为《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洲的宪法发展》的论文中，还有更多的段落是抄袭来的，没有注明出处的引用更是多达数百处。

中国青年报记者给莱斯卡诺发电子邮件采访此事，他的秘书莫妮卡·霍比在回信中说：“莱斯卡诺教授不便对此事发表评论，他发现古滕博格的论文抄袭纯属偶然，因为他并不是那一领域的专家。”

陈卫佐说，德国社会具有很强的自净能力。德国各种媒体均可发出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对公众人物，社会的要求会更高也更苛刻。公众人物就像生活在放大镜下一样，各种对错都会被舆论放大。但这也使得公众人物必须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否则会遭遇社会的强烈抗议。

所以，当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决定在古滕贝格被取消学位后仍然留任他时，即使这名时年39岁的国防部长是德国政界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但仍有两万多名德国学术界人士致信默克尔，抗议这一决定。

他们在公开信中说：“科学研究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诚实和创新是我们国家强盛的基础。如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我们社会里不再重要，我们的未来也将迷失……对古滕贝格事件仅仅视为过失，这将使德国作为科学创新和思想家辈出的国度的可信度遭受重创。”

标准对古滕贝格如此，对沙范也是如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古滕贝格出现学术不端问题时，沙范还曾公开评论：“作为一个31年前获得博士头衔的人，以及在过去的职业生涯里与博士生有频繁接触的人，我公开为古滕贝格的行为感到羞耻，我想他自己也该有同样的感受。”

不承想她也步了古滕贝格的后尘。沙范的博士论文标题为《人和良知——现今良知教育的条件、需要和要求研究》，共计335页。有人指控称，其中有92页存在抄袭的嫌疑，其中部分内容并非拷贝自他人，只是沙范引用了自己原来发表的文章，却没有注明出处，从而违反了学术规范。

即使沙范坚决否认抄袭，辩解称只有个别地方表述不严谨，但最终却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杜塞尔多夫大学判定论文存在隐瞒引文出处及剽窃问题。沙范不得不因此而辞职下台。

陈卫佐说，相比之下，德国政坛的“洁癖”更显著，像德国的前两任联邦总统，都相继因在外界看来“芝麻点大”的小事辞职。上上届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2010年5月辞职，仅仅因为他在接受一家广播电台采访时，对于德国派兵前往阿富汗的问题上说错了一句话。上届联邦总统伍尔夫也于2012年2月辞职，因为他在购房时获得过低息贷款，且企图阻止媒体报道此事。“德国是议会多党制国家，一旦政党内的明星人物出了丑闻，就有可能危及整个政党的声誉，所以他们不得不作出切割。”

李克也说，在德国，只要谁被学术机构认定有学术不端，这个人就肯定混不下去了，“他们不会像国内有的人那样死赖着，或者讨论什么学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在这里，只有马上辞职走人一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