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铜镜 镜上铸有铭文，主要表达当时人们尊崇四神，祈求吉祥富贵和子孙繁昌的愿望，反映了汉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社会历史状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中华文化元素”是一个昭显中国文化特质的题目。对此，时下的议论较多，需要作出界定，防止其泛化与滥用——

　　如何提取和开掘“中华元素”

　　“中华元素”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运行之间，蕴藏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纷繁具象之中

　　“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合为二字词“元素”，原为化学术语，在现代语用实践中，“元素”这一自然科学术语被广为借用，泛指构成事物的基元，这些基元及其组合方式决定事物的属性。“文化元素”指历史上形成并演化着的诸文化事象中蕴藏的富于特色、决定文化事象性质的构成要素。

　　时人所论的“中华文化元素”（以下简称“中华元素”），大约指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包括在与外域文化的交会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诸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经验理性导引下的思辨与技术、儒释道三教共弘的圆融无碍的信仰系统、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及其汉字文化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运行之间，蕴藏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风俗习惯）和观念文化的纷繁具象之中。

　　中国文化的各个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中华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和“可居可游可赏”追求，民间风俗文化涵泳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体现生命张力的“中国红”和求平衡的中轴线等。

　　“中华元素”包括汉字、儒教、教育制度、律令制、佛教、技术等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中国文化圈”概念，指以中国为文化源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日本是“中国文化圈的一员”，内藤在《中国上古史》中说，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播的历史，在这一过程里，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这就是内藤的所谓“文化移动中心说”。

　　我国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即对日本学者提出的东洋文化史观作出回应。1933年傅斯年著的《华夷东西说》，概括东亚文化的特别成分：汉字、儒教、教育制度、律令制、佛教、技术。这是对东亚文化圈的要素即“中华元素”作出的提取。

　　承袭内藤说，日本的中国史学家西岛定生在二战后所著的《东亚世界论（册封体制论）》中指出，东亚世界存在一个以中国为册封中心、周边诸国（日本、朝鲜、越南）为册封对象的“册封体制”，从而提出东亚地区存在一种“文化圈”，其要素（或称“中华元素”）包括：册封体制、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

　　1985年，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出版了《新汉文化圈》一书。该书所说的“汉文化圈”，相当于“汉字文化圈”。汪德迈认为，此一文化圈的特点是：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

　　这里着重表述作为“中华元素”的汉字，其功能是造就一种富于特色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区别于印度、伊斯兰和欧洲的文化系统。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它是世界上最具备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